前些日子聽說有人在雜志和報紙上發(fā)表文章，舉了一大堆事例來說明汪暉在學術上犯了“抄襲”之罪。汪暉是我少有的幾個有點交情的文人，也是我在學術上真正信得過那極少數(shù)幾個人之一。聽說他有此種問題，當然不能不關心一下，但也只找了一種最省事的方法來了解實情：大略地讀了一下出版汪暉著作的編輯在《烏有之鄉(xiāng)》上登載的為汪暉辯護的長文，其中對指責汪暉有抄襲之嫌的文本各處都逐一作了分析，說明了汪暉根本就沒有抄襲的問題。
看了這篇文章我就明白了，原來指責汪暉抄襲的那位不過是指鹿為馬甚至無中生有，在汪暉著作中引證有點毛病甚至根本沒有毛病的地方胡攪蠻纏而已。攻擊汪暉抄襲者根本沒有什么站得住腳的根據(jù)，只是講一些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歪理，把不是抄襲的做法硬說成是抄襲。在我的印象中，這種做法已經(jīng)不僅僅限于“煞費苦心地搜羅缺點和錯誤，無限夸大，上綱上線”，而是具有指鹿為馬地羅織罪名對人進行構陷或誣陷的性質(zhì)。不過我對文人之間的筆墨官司歷來沒有什么興趣，因此僅僅關心了這一下就想拉倒。我是經(jīng)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時雖然才十幾歲，但在寫大批判文章上也不想落后，當時雖然沒能上升成任何一級的“筆桿子”，但是在努力“將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批深批透”的過程中，也體會出了這種大批判的奧妙，那就是：鉆進一切窟窿中去搜集“罪證”，抓住片言只字無限夸大，上綱上線，最后給人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我只在一點上佩服“揭發(fā)”汪暉“抄襲”的人：他在羅織罪狀給人定罪名上的刀筆吏功夫肯定超過文革時寫“大批判文章”的任何一個“筆桿子”。
接下來需要搞明白的是，揭發(fā)者為何對汪暉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無中生有地將汪暉打成“抄襲者”不可？《烏有之鄉(xiāng)》的網(wǎng)友們告訴我，原來揭發(fā)者是一個破口大罵毛澤東的“學院精英”。這讓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整個事件的原委：早在十幾年前，中國的那些崇拜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就發(fā)起過對汪暉等“新左派學者”的圍剿，那時這些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們就“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甚至不惜跑到洋教授那里去告汪暉等人的狀，必欲置汪暉于死地而后快。我相信，以后將汪暉從《讀書》雜志的領導崗位上搞下來，也少不了這些“新自由主義份子”運作的功績。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汪暉自己面對這些新自由主義“精英”的“深文周納”所發(fā)出的哀鳴。這回的“揭發(fā)”汪暉“抄襲”，不過是這些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十幾年來一以貫之的努力的又一“成果”而已，目的還是那樣簡單：要掐死汪暉。
我本來就沒讀過汪暉的著述，也沒有精力去參加新左派與哈耶克小尾巴們的論戰(zhàn)。對這次的汪暉事件，我本來想保持歷來的態(tài)度：為節(jié)省精力而保持沉默。但是汪暉事件卻越鬧越大，“揭發(fā)”汪暉“抄襲”的人已經(jīng)煽動起一股浪潮，要逼著官方表態(tài)來給汪暉定罪和懲罰。據(jù)說有一個我與其座談過的香港教授高調(diào)發(fā)起，隨之有60多名“學界精英”聯(lián)名要求，要中國的官方組織什么專門的委員會來審查汪暉的“抄襲”問題，連一些本來與此無關的電視上的名人也在跟著湊熱鬧。這可損傷了我還僅存的那一點點知識份子的自尊心，我已經(jīng)到了不講不行的時候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汪暉是否抄襲，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問題。每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應當有能力去比對汪暉的著作和說他“抄襲”的任何文本，都應當有能力判斷汪暉是否抄襲了。我相信我的頭腦和判斷力，我相信我自己能夠判斷汪暉是否抄襲。那些要求中國官方審查汪暉抄襲的人，難道你們已經(jīng)連這樣一點起碼的判斷力都喪失了嗎？連這樣的判斷力都沒有，你們還有什么臉以“知識精英”自居？社會還需要你們這些“知識精英”干什么？如果你還自認為能夠算一個“知識份子”的話，你怎么就不敢說一聲：“汪暉抄襲沒抄襲，要根據(jù)我們每一個有頭腦的人的判斷，要由我們這些讀書人說了算”？！憑什么要官方機構裁定一個學者是否抄襲?簡直是荒唐之極!你們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國官方的審查能力？你們這樣要官方去裁定這一類學術上的問題，就不怕由此而讓官方在一切學術問題上都說了算嗎？看來在這些連是否抄襲都判斷不了的“知識精英”們統(tǒng)治下，中國的學術界將來只有歸官方控制這一個前途。
我這樣說絕非危言聳聽。事實似乎已經(jīng)證明了攻擊汪暉抄襲的人缺乏起碼的判斷力。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汪暉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他人的論述后，本來已經(jīng)注明了援引的出處，只不過在這個注中的出處之前加上了“參見”二字，這就被“揭發(fā)”汪暉“抄襲”者說成是“抄襲”。這樣指鹿為馬式的判斷已經(jīng)不能說是“錯誤地把非抄襲行為說成了抄襲”，而是讓人感到揭發(fā)者陷人以罪的偏執(zhí)已經(jīng)達到了可笑的弱智程度。從指責汪暉抄襲者的這種偏執(zhí)和弱智來看，他也確實不具備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是抄襲的能力。更要命的是，可能就是看到了他的這種缺乏判斷能力，才導致了那么多的中國“知識精英”集體地喪失了自信心，連某些行為是否屬于抄襲都不敢自己作出判斷，而丟人現(xiàn)眼地去要求官方作出裁定。
不過我得再次聲明，我自信我自己對某種行為是否屬于抄襲這樣的問題有著足夠的判斷力，我也相信中國的大多數(shù)學者對這一類問題有著足夠的判斷力，不需要聽命于官方對這一類問題的任何裁定。
當然，有足夠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揭發(fā)”汪暉“抄襲”者真會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弱智。《南方周末》這樣的大眾媒體熱衷于報道在所謂的“學術雜志”上發(fā)表的對“汪暉抄襲”的“揭發(fā)”，使人不能不相信這場“揭發(fā)”是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們所玩弄的一場在學術上打倒汪暉的陰謀。證據(jù)可以信手拈來：《南方周末》絕不是一個真正熱衷于揭露中國學術界抄襲現(xiàn)象的報紙，不信就請聽我下邊所述的事實。
中國的一位以鼓吹無恥的私有化而幾乎人人皆知的“著名經(jīng)濟學家”、“海歸”的經(jīng)濟學教授十多年前出版過一本講述博弈論和信息經(jīng)濟學的“著作”，這本書在很長時期內(nèi)被當作論述博弈論的“權威著作”，直到最近幾年還經(jīng)常被“經(jīng)濟學的學術文章”所引用。但是從大約十多年以前開始，我就不斷聽到一些深入研究博弈論的經(jīng)濟學研究生對我說，這本書抄襲了西方一本介紹博弈論的權威著作。那位中國教授的這本書不僅在介紹博弈論的框架上沿襲了國外那本權威著作，甚至連其中論述的整個案例都大段地抄襲國外的著作，但是卻不注明出處，還在其“著作”的封面上堂而皇之地寫上是自己“著”而非“編”。這位涉嫌抄襲的中國教授肯定著名到《南方周末》久聞大名的程度，而且他與《南方周末》肯定有許多的“業(yè)務往來”。這或許有助于說明，為什么《南方周末》至今也沒有發(fā)表過揭發(fā)這位中國的“著名經(jīng)濟學家”抄襲的片言只字。其原因很好理解：《南方周末》也是主張私有化的，怎么可能去揭發(fā)和打擊自己的戰(zhàn)友、鼓吹私有化的急先鋒。
講到經(jīng)濟學家的抄襲問題，我就不能不指責我的經(jīng)濟學同行：像我這樣極端自私的人不關心學術界的純潔，不肯花自己的一點點精力去揭露同行們的抄襲行為，這倒也罷了。可是我們經(jīng)濟學界還有一些喜好“仗義執(zhí)言”的“正義之士”，他們關心“學術界的純潔”，愿意投入精力去揭發(fā)和聲討抄襲行為。他們?yōu)槭裁匆矊?ldquo;著名經(jīng)濟學家”這樣明顯的抄襲行為默不作聲？像這次聯(lián)名要求有關當局審查汪暉抄襲嫌疑的那些“知識精英”中，就很有幾位是“著名經(jīng)濟學家”。我真為中國的經(jīng)濟學家感到羞恥：不去揭發(fā)自己同行里真正的抄襲問題，卻跑到別的專業(yè)中去聲討什么子虛烏有的“抄襲”。他們對“著名經(jīng)濟學家”這樣明顯的抄襲行為默不作聲，只能是出于兩個原因：或者是他們確實對當代的經(jīng)濟學前沿和中國經(jīng)濟學的狀況完全無知，或者是他們有知而別有用心。到底原因何在，請他們捫心自問。
如果談到與認定汪暉是否抄襲的事實無關的個人好惡問題，那我可以毫不掩飾地聲明：從個人之間的關系上說，我只能站在汪暉一邊，而絕不會站在想把汪暉搞成有抄襲罪行的那些經(jīng)濟學同行一邊。原因很簡單：在我看來，汪暉是真正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反對私有化的戰(zhàn)士。他不僅專門寫過文章批判私有化的企業(yè)改制如何損害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甚至親自參與法律上的訴訟，維護當年他曾經(jīng)工作過的工廠中那些受到私有化的企業(yè)改制損害的工人朋友們的權益。而那些貌似“正義化身”指責汪暉涉嫌抄襲的經(jīng)濟學同行們，我卻真是不記得那一位曾經(jīng)對掠奪人民大眾的私有化企業(yè)改制有過片言只字的批判。稍一比較，高下立見。我不站在維護人民、工人利益的汪暉一邊，還會站在哪一邊？
不過，我之所以那樣堅定地支持汪暉，還有更直接的原因：在1985年到1988年的3年中，我與汪暉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就住在同一層樓上。雖然我與汪暉專業(yè)不同，也從不敢冒犯他的領域去閱讀他寫的論著，但是3年中在同一個樓道中的生活，就使我通過每一天的碰面和閑談深深認識了汪暉。汪暉那穩(wěn)重而大度的舉止，似乎總是經(jīng)過了深思熟慮的談吐，淵博的學識，深刻而周密嚴謹?shù)囊娮R，都讓我對他不敢有絲毫的輕視。還記得我最初與他交談人文哲學方面的學說時，就得知他竟然在仔細地研讀19世紀德國那些大哲學家們的原著——而且讀得是英文本，他當然可能惋惜自己還不懂德文。這樣的治學風格，使我對他只能贊許甚至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