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至2014年，商務印書館將蒙森五卷本的《羅馬史》全部翻譯并出版。
在百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中，有一位特殊的獲獎者，這就是因?qū)I(yè)史學著作《羅馬史》一書而獲此殊榮的德國史家蒙森（1817—1903年）。 1902年第二屆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把他稱作“現(xiàn)存歷史寫作藝術的最偉大的大師，特別要提及他的不朽著作《羅馬史》”。蒙森能獲獎，其代表作《羅馬史》 功不可沒。
羅馬史的寶庫在文藝復興運動時期被發(fā)掘和整理出來之后，在古典著作的基礎上編寫羅馬史就成為西歐各國史家的重要選題。蒙森之前，比昂多、孟德斯 鳩、吉本、尼布爾都是著名的羅馬史家。尤其是與蒙森同校的尼布爾教授，開啟了以實證方法研究羅馬史的風氣之先。而斯韋格勒的三卷本《羅馬史》也曾名噪一 時。為何蒙森的《羅馬史》成為19世紀西方史學史上分量最重、至今仍是古羅馬史的必讀書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這部著作不僅是敘述史文體的杰作，而且在史 料的收集、使用與詮釋方面特點鮮明，這就是書中體現(xiàn)出來的古文字學、考古學、古文獻學、碑銘學、錢幣學、年代學、政治學、法學、經(jīng)濟學等學科的淵博學養(yǎng)， 遠非常人所及。只要看看蒙森出版物的清單就夠驚人的了：1500余篇（部）論文和著作，包括15卷本《拉丁銘文集》，還有《羅馬國家法》《羅馬刑法》《狄 奧多西法典》《羅馬錢幣史》等專著。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著述的絕大部分并不是現(xiàn)代常見的由導師組織學生或同仁共同執(zhí)筆的產(chǎn)物，而是蒙森個人躬親力作的成 果。《羅馬史》能夠垂之久遠，與他這種多方面的才能和超人的勤奮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
《羅馬史》自羅馬起源寫起，至公元前46年塔普斯會戰(zhàn)停筆，可謂羅馬王政與貴族共和國的斷代史。蒙森在撰寫前三卷時原本擬定了后兩卷的寫作計 劃。但前三卷出版后，作者的注意力轉(zhuǎn)向拉丁銘文的收集、整理與編輯。后來拾起筆來，也僅完成了第五卷“羅馬帝國諸行省”。所以確切地說，他是因一部未完成 的羅馬史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國古人有“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一說，道出了作文基本功對于著書立說者的重要性。西方的大史家，無一不是散文體表述的高手，蒙森也不例外。諾 貝爾文學獎對他“歷史寫作藝術”的高度贊譽可以說是實至名歸。讀他的《羅馬史》，較之讀同樣以敘事論事見長的英國史家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和格羅特的 《希臘史》，感覺蒙森在文字的成熟與優(yōu)雅方面更勝一籌。蒙森沒有像尼布爾一樣，把歷史寫成精細考據(jù)的論文，也不像蘭克那樣只是據(jù)實敘述而缺少深入細致的分 析。他承繼古典夾敘夾議的傳統(tǒng)，在描述中穿插著分析，分析中導引出概括。在西方敘述史傳統(tǒng)業(yè)已專業(yè)化的西方史學進程中，蒙森是一位最出色的傳人。
蒙森的敘述主題是社會政治史，但并不忽略社會經(jīng)濟史、文化史的鋪襯與延伸。他大量地進行事實陳述與價值評估，善于利用不同類型的史料予以支援： 閱讀起來史料充實而不繁瑣，表述清晰而不單調(diào)，文字典雅多彩卻又平易近人，議論高卓卻又淺出。尤其是他對羅馬史上的重要歷史人物的刻畫，如對格拉古兄弟、 馬略、蘇拉、愷撒等共和末期風云人物的“畫像”，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令人驚異的是他對西塞羅的刻薄與貶抑，與近現(xiàn)代大多數(shù)史家的看法頗為不同。 英國現(xiàn)代史學理論家卡爾在他的《歷史是什么？》講演集中，特別舉蒙森評判西塞羅的例子，用來說明歷史家難以脫離時代的束縛，皆是自身時代自覺或不自覺的代 言人。但這并不能減弱卡爾對蒙森的敬意。
閱讀《羅馬史》，我贊賞蒙森的一絲不茍、認真求實的治學態(tài)度，比如他把羅馬的信史推遲到皮洛士戰(zhàn)爭開始，與通行的處理方法明顯不同。但我更欣賞他致力于雅俗共賞的嘗試，為后世史學提供了一個可讀性、啟迪性與科學性結(jié)合的經(jīng)典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