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愛玲寫信寄作品給胡適，是給胡適出了兩道考題：一是考他勢利與否，二是考他的文學鑒賞眼光。看來胡適都考及格了——他并沒有因為對方是無名小卒就怠慢其作品，并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來。

　　摘自：李伶伶 王一心 著 《驚心動魄時代秘聞：日記的胡適》 陜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張愛玲對胡適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寫的《詩與胡說》一文中曾論及他：“……中國的新詩，經(jīng)過胡適，經(jīng)過劉半農(nóng)、徐志摩，就連后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jīng)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么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覺里，她對他更有種特別的親切，雖然她與他還從未見過面。那親切不僅來自于她早年讀過他的書，而且還有她的長輩與他的交往。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買過《胡適文存》，大概又因讀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了《海上花》。張愛玲大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坐在乃父的書桌前看了《胡適文存》，后來又“破例要了四塊錢”買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緣傳》，與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愛讀胡適或胡適推薦的書。

　　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借了張廷重的《胡適文存》，看過了也不及時歸還。后來為了張愛玲與乃兄鬧翻斷絕了來往，更不還了。張愛玲則讀《醒世姻緣傳》一遍不夠，非常癡迷。在香港上大學遇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員，“駐扎在馮平山圖書館，發(fā)現(xiàn)有一部《醒世姻緣傳》，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張茂淵與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早年還曾與胡適一個桌上打過牌。抗戰(zhàn)勝利后報紙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lǐng)結(jié)，張茂淵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有了這些插曲，張愛玲應(yīng)少些與胡適聯(lián)系的顧慮。她雖是“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才“充滿了生命的歡悅”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須“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也是可以凜然而出的——當年她就是挾著《沉香屑》與《心經(jīng)》，分別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鵑與柯靈的門的。當然她對胡適更敬畏些，可畢竟也只是寫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對面，不會有當面語塞的尷尬。

　　1954年10月25日，張愛玲給胡適寫了封短信，同時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適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記前：

　　適之先生：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的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后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cribuer餾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等印出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署名后用英文寫著她香港的信址。胡適的美國地址也許是給張愛玲許多照顧的美國新聞處駐港臺處長麥加錫打聽來的，后來張愛玲赴美，想來也少不了麥加錫的幫助。

　　關(guān)于章回小說《醒世姻緣傳》，亞東圖書館于20年代中期排版了標點本，希望胡適為它寫序。可是胡適因一直未能考證出筆名為“西周生”的作者是誰，就將作序的事拖延下來了，而亞東圖書館對出版雖然也急，年年催促胡適，但也居然將清樣在胡適家里一放放了六七年，直到1931年12月胡適寫出一篇長達三萬字的《〈醒世姻緣傳〉考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