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和北京市文物局研究了關于北京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工作建議，包括對三處藏式建筑的修復。

　　這項工作的推動，與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舒乙先生的一本近作有關。這部題為《見證親密》的著作，記載了北京和承德兩市帶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的故事，從歷史典故、碑文考錄、象征意義等維度，敘述了漢藏親如一家的民族團結之情。

　　該書被送呈中央領導，于是，就有了修復那三處藏式建筑的專項撥款。

　　尋找刻有藏文的石碑

　　1995年，舒乙退休，他除了繼續(xù)寫作、研究文史之外，開始畫畫，并且，在沒有任何經(jīng)費支持、沒有人員配備的情況下，開始了一個人的“見證親密”之旅。

　　2010年，舒乙用了整整一個春夏的時間，寫作了《見證親密》，梳理他在北京發(fā)現(xiàn)的15塊和在承德發(fā)現(xiàn)的20塊刻有藏字、蒙字的石碑。

　　對每一塊石碑，舒乙都要去很多次，反復考證。現(xiàn)在頤和園的后山，還留有被當年的英法聯(lián)軍火燒的廢墟。慈禧太后從西安避難回京后，想重修被燒掉的“三山五園”，動用了海軍經(jīng)費，也只修了頤和園。

　　“昆明湖的大量水面可以操練海軍，但是后山?jīng)]修，那些乾隆皇帝修的皇家喇嘛廟，只能可惜了。”舒乙嘆了口氣。

　　他向筆者介紹，證明頤和園后山建筑是藏式的，有四個標志：第一、梯形的窗戶；第二、碉樓上面為平頂；第三、是有房脊的建筑，上面有藏式寶塔；第四、塔上有一圈法輪，下半截是一個浮缽。

　　“這些建筑，只是在上世紀80年代，草草修過。所以，我考察多次才發(fā)現(xiàn)，后山是一套完整的‘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的藏式建筑。”舒乙說。

　　舒乙發(fā)現(xiàn)，北京的這些刻有藏文的石碑大都有四種文字，分別是在清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漢族、滿族、蒙古族和藏族的文字。

　　“每一個圣旨，每一篇論文，每一首詩歌，都要翻譯成四種文字，找些奇大無比的石頭，分四面而刻。”舒乙在考察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15塊石碑，頗為惋惜，“可惜，康熙皇帝的就找不到了。”

　　舒乙說起這15塊石碑，就像抱著自家孩子似的，喜上眉梢：“15塊石碑中，有6塊是涉藏的，這太不簡單了，對我們當今的民族團結，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真是親如兄弟啊！”

　　舒乙一邊拿出自己拍攝的碑文給筆者看，一邊細細介紹道，這些涉藏石碑說明了兩層意思：第一、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當時，西藏的地方首領和宗教領袖，與中央的關系親如兄弟。

　　“是親密無間的關系，”他大聲說，“這些石碑可見證著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團結與統(tǒng)一哪！

　　這些石碑上的內(nèi)容，不僅要給西藏人民看，也要給那些對中國不知情有偏見的外國青年看看，讓他們知道，在250年以前，西藏就是中國的！石碑證明了，達賴、班禪和中央的關系親密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