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 白
雜文體沒有標準像
在下寓居僻地，孤陋寡聞。近日看到陜西雜文學會《西部雜文》第9期，李能偉先生《對“雜文體”爭議的回聲》一文，才知道雜文界對什么是“雜文體”，還有很熱鬧的爭議。慚愧！慚愧！
文體，通俗地說，不就是文章的格式、樣態(tài)嗎？雜文應該是怎樣的格式、樣態(tài)，不怕朋友們見笑，在下連想也沒想過。以往也寫過一些被人稱為雜文的文章，那只是隨心所欲的就那樣寫了，沒想它像不像雜文。
文體學在中國是有悠久歷史的。早在魏晉時代，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就提出：“文非一體，鮮能善備。”說明文皆有“體”。此后《昭明文選》《文苑英華》《文心雕龍》等等，都有關于文體的分類和論述。歷代關于“文體”研究的文章專著多不勝數(shù)。近年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出版了厚厚的一大部《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專著，被收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蒙吳教授不棄在下愚陋還賜贈一部。于此可知文體學是一門大學問。因此，雜文界朋友熱心研討“雜文體”，也在情理之中，當然不足為怪。不過在下覺得這學問太大，是專家學者們專門研究的事，我們一般雜文作者，未必要花大氣力去弄它。據(jù)吳教授書中說，古代的文體有二三百種之多，但主要是指應用文。而且文體的“內(nèi)涵極為復雜”，他主要概括了六個方面：一是體裁或文體類別；二是體性、體貌；三是體要、大體；四是文章或文學之體；五是語言特征和語言系統(tǒng)；六是章法結構與表現(xiàn)形式，等等。看來確實夠復雜了，除非專業(yè)學者，我們一般人恐怕只能看得一頭霧水，很不容易弄明白。因此就想還是從自己實際出發(fā)，這學問還是留給專家教授們?nèi)ヅ桑?br />
當代人說起雜文，自然首先想到魯迅。雜文之名也是因魯迅先生而廣為人知的。魯迅一生寫了700多篇雜文，其質(zhì)量之優(yōu)至今還無出其右者。他無疑是現(xiàn)代雜文的圣者。但是，我們都熟悉先生說過，他從來不看“文章作法”之類的東西。而且還說作文沒有“秘訣”，如果有秘訣竅門的話，文學家的兒子都會成為作家。魯迅說他不看“文章作法”，說明他不相信或不在乎什么文章格式、樣態(tài)。他對他寫的雜文，有時稱“雜感”，有時稱“時評”，有時也說是“小品文”。再看他自編的雜文集，里面既有長短不等的文章，也有演講、也有書信、也有序跋、有答問等等，這也證明在魯迅先生眼里，雜文沒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和樣態(tài)，是一個包容性極大的文章概念。這不是也正符合前人所謂“文無定法”嗎？
這里又想起蘇軾論文的一段名言，他主張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證明他不是按什么規(guī)定模式作文，只求“辭達”而已。或者有人說蘇軾說的是散文寫作，不是雜文。其實他進士及第的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典型的雜文，他的文集中可列入雜文的篇章還有不少。再說雜文屬于散文一族，早已被現(xiàn)代文學界所認同。著名雜文家嚴秀先生的散文集、邵燕祥先生的散文集、柯靈先生的散文集，都收入作者的不少雜文作品。當年瞿秋白為《魯迅雜感選集》作序，就說“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也是把雜文當作散文看待的。文學史告訴我們，以固定體式作文，就失去創(chuàng)作的本義，是文章的末路，明清的“八股文”就是殷鑒。
書法藝術，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chuàng)造，我們引為榮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試想如果唐人顏真卿、柳公權們，都只照著二王父子去臨摹一生，歷史上還會有書法唐四大家嗎？同樣，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們只規(guī)矩于唐四大家，我們還會知道有宋代書法四大家嗎？雜文是文藝家族的成員，是創(chuàng)作。如果像小學生描紅一樣，按規(guī)定模式去弄，還會有色彩紛呈萬紫千紅的雜文園圃嗎？答案誰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