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復旦大學177名學生聯合簽名的《關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學“死刑”請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隨之一起的還有另外一份《聲明書》。在請求信里，177名學生請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學“死刑立即執(zhí)行”，希望國家、社會、法院綜合考量，慎重量刑，能給林森浩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讓他洗心革面，并在將來照顧受害人黃洋的父母。

　　這封請求信經媒體曝光后，在社會上引發(fā)巨大爭議，包括黃洋父親在內的許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請求信的內容，紛紛指責簽名求情的復旦學生。偏激者怒斥“喪盡天良的不止罪犯一人，還有177人”，質疑者批評“這肯定又是律師出的餿主意”。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法律賦予了每個人自由表達的權利，即便大部分人都不認同請求信的內容，也不能剝奪復旦學生表達請求的權利，相反還應該學會尊重這一公民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177名學生可以請求法院慎重量刑，網民也可以呼吁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雖然雙方所要表達的內容迥異，但都是表達權利的一種呈現，這在權利性質上都是一樣的。只要這封請求信建立在“真實表達”的前提下，就應該獲得尊重，網友大可不必以激烈的言辭予以謾罵。

　　《法制晚報》昨日還原了請求信的出爐內情，它確實是律師建議下的產物，但并沒有違背“真實表達”的前提，沒有任何干擾脅迫的因素摻雜其中。這說明177名學生為投毒者求情，在法律層面上并無問題。而且，請求信本身也是社會輿論的一部分。盡管它的代表性還不夠大，反對和批評的聲音還比較強烈，但仍需要予以尊重。你可以不認同，可以批評，可以質疑，但不能一味謾罵，甚至進行人身攻擊。社會需要“求同存異”，而不是“求同伐異”，如若不然，不但無法消弭社會認知的差異，而且有可能落入民粹主義的泥潭。

　　拋開最后的量刑請求，這封請求信關于投毒案的省思與公眾幾無差異。信中用“極為難過、極為悲痛、極為同情”表達對黃洋的情感，用“極其惡劣的禽獸行為，永遠被人唾罵”評判投毒案，用“應終生懺悔、內疚、自責，必須接受法律的嚴懲”表達對林森浩的憤怒。換句話說，這177名學生在請求信中并沒有試圖去減輕林森浩的罪責。既然關于案件本身并沒有多大差異意見，為什么請求信會招致那么多人的不認同？這種不認同集中在量刑上，請求信體現的是一種“減少或廢除死刑”的司法觀念，而社會上更多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傳統思維。這兩者之間發(fā)生碰撞，高下立判，前者尚處于絕對弱勢地位。兩種思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之分，關鍵還要看是否切合中國的現實國情。

　　一方是請求“給他一條生路”，一方是呼吁“死刑立即執(zhí)行”，這都屬于社會輿論場上的正常反應，都是一種正當合法的權利表達，都應該獲得尊重和重視。毋庸置疑，社會輿論對于司法審判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影響。在過往的一些案件中，尤其是一些社會普遍關注的案件中，比如藥家鑫案、李天一案，有些家屬和律師就曾用一些手段制造過輿論，試圖影響司法審判結果。然而輿論畢竟只是輿論，人民法院當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去年以來，最高法也多次強調，不能因輿論炒作、當事方上訪鬧訪和地方維穩(wěn)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的裁判。因此，在復旦投毒案的審判過程中，既要尊重177名學生和公眾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同時更要堅持依法辦案、依法量刑的審判原則。(丁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