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換手機號，就能更換不同的基礎電信運營商！”
12月2日，人民日報法人微博發(fā)布消息稱，天津、湖北、云南、江西、海南等5個攜號轉網試點省市開始實施新辦理流程，用戶通過短信查詢是否具有攜號轉網資格并申請授權碼，就可到轉入方的運營商營業(yè)廳辦理該業(yè)務。該消息獲得近4萬次轉發(fā)和3.35萬條評論，成為當天的熱門話題。
攜號轉網新政，用戶高度關注。政策有何新特點，落實中存在哪些難點和問題？本報記者展開調查。
辦理流程簡化 隱形門檻仍在
“早就想換了！信號差，網速差，室內接不到電話，打開網頁都很卡！”
“要是開放攜號轉網，我一定把手機號轉走，老用戶沒有優(yōu)惠活動，話費比別人高出一大截！”
“終于能和現(xiàn)在的運營商說再見了！每天都收到廣告信息，還不能退訂，真是煩人！”
攜號轉網，就是手機用戶在不更換號碼的情況下，更換不同的基礎電信運營商。一些運營商服務意識不強，信號差、網速慢、資費高、捆綁多，成為用戶“投奔”新運營商的理由。
“隨著智能手機的不斷普及和移動互聯(lián)網的快速發(fā)展，手機號碼已經突破通信范疇，成為人們生活、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標識。更換手機號碼不僅要通知所有親友同事，還需要解綁銀行、微信、支付寶等相關聯(lián)的各種線上線下應用，成本非常高。當前，用戶對手機號碼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攜號轉網的需求也不斷增強。”中國信通院業(yè)務與網絡研究部副主任黃荷仙分析。
12月1日實施的攜號轉網新政，在辦理流程上進行了簡化。一是攜號轉網資格查詢更便捷準確，可以通過發(fā)送短信、登錄手機營業(yè)廳、網上營業(yè)廳查詢；二是大大提高了攜轉效率，辦完業(yè)務后的生效時間從原來的當天晚上10點后提速到1小時內。
但是，一些運營商利用明文規(guī)定，暗設“隱形門檻”：例如，辦理攜號轉網，需要滿足沒有未到期綁定業(yè)務的條件。有用戶反映，一些地方的運營商以“送福利”為名，在未獲得用戶許可情況下，為用戶辦理需要長期綁定且無法提前解綁的業(yè)務，導致用戶因為不符合條件而轉網失敗。
“攜號轉網存在隱形門檻，擋住了許多有意愿的用戶。辦理流程繁瑣，也遭到了用戶‘吐槽’。目前，電信運營商的服務已經高度同質化，如果不提升服務質量，用戶很難通過攜號轉網得到更多實惠。”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認為。
提升服務意識 尊重用戶選擇
2017年1月，工信部印發(fā)《信息通信行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2016—2020）》，明確提出“推動移動電話用戶號碼攜帶服務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工作目標，預計于2020年逐步向全國用戶開放號碼攜帶業(yè)務。
早在2010年11月，工信部已在天津、海南啟動第一批攜號轉網試點；2014年9月，新增江西、湖北、云南三個試驗省份，正式面向用戶啟動號碼攜帶試驗。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底，在試點的5個地區(qū)中使用了攜號轉網服務的用戶約48萬。在湖北，自試點以來，已有26萬個手機號碼成功轉網，但同期全省共有5000多萬手機用戶，成功攜號轉網的用戶僅占0.5%左右。
試點8年來，攜號轉網為何呼聲高成功少？一方面，攜號轉網存在一定門檻，用戶需滿足非170、166等特殊號段，已辦理實名制登記，和運營商結清賬單，沒有綁定未到期業(yè)務等要求；另一方面，運營商系統(tǒng)間和第三方平臺需要協(xié)調，用戶即使辦理成功，也可能面臨無法使用定制機、無法使用第三方平臺存繳話費、影響接收手機驗證碼等問題。
2017年7月，工信部發(fā)布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1426號建議的答復，稱將進一步推動開展VoLTE（基于4G網絡下的通話技術）號碼攜帶技術試驗，推動第三方平臺改造和系統(tǒng)內外協(xié)調，優(yōu)化受理流程，加強監(jiān)督檢查。
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陳江認為，VoLTE等新場景、新技術的應用，增加了號碼攜帶問題的復雜性，但也絕不是無解。對運營商和相關互聯(lián)網服務提供者來說，修改代碼導致軟硬件負擔也不算大。總體說來，攜號轉網在技術上并沒有太大難點。
“攜號轉網對用戶而言是一件好事，整個通信行業(yè)需要做的就是把這項工作做好。對于運營企業(yè)而言，應充分認識攜號轉網的服務本質，積極主動做好系統(tǒng)改造、網絡改造、流程優(yōu)化、服務提升，尊重用戶自行選擇的權利，不利用攜號轉網開展不正當競爭，也不自行抬高門檻，給用戶設置障礙。”黃荷仙說。
“引入NPDB（號碼攜帶數據庫）服務器，用于存放號碼攜帶相關數據，并使其具有足夠的吞吐量和可靠性，對新系統(tǒng)是至關重要的。而用戶更換運營商非常便捷，將極大促進運營商的良性競爭，此外還有利于提升個人信息的安全性。”陳江對號碼攜帶帶來的服務升級表示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