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高通訴訟代理人之一的蔣洪義認為，“在法院做出新的決定之前，蘋果公司必須履行禁令，停售相關產品”。

　　“不齒行為”、“假新聞”，蘋果首席訴訟律師、副總裁Noreen Krall在講述公司近期在全球陷入的專利糾紛進展時，如此批評對手高通。但在這之前，整個手機行業(yè)，乃至通信業(yè)都要仰視高通，因為后者豐富的專利儲備影響了十多年的光景。

　　1月17日中午，Noreen Krall接受了新京報記者電話采訪，Noreen Krall透露，蘋果正在美國圣地亞哥和高通有一個單獨的案件，涉及的內容遠比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的審查更加廣泛，其中就包括高通在協(xié)議中的“禁言令”。這曾導致一個價值數千億美元的行業(yè)集體噤聲。

　　所謂“禁言令”，是指高通在協(xié)議中要求客戶不向任何人抱怨，否則將停止芯片供應。這令蘋果和一些使用高通芯片的廠商在面對財務壓力時變得積重難返，因為高通芯片是他們主要產品的必要零件，而在尋找利潤增長點時，就變成了一塊頑疾。

　　其中，蘋果公司近來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指控高通濫用其市場支配行為，強迫公司接受它的“無授權無芯片”政策。Noreen Krall表示，高通甚至要求公司不可以向政府部門投訴，以及要求排他。通常來說，蘋果會在同一零件上，選擇兩家或以上的供應商，以控制成本。

　　截至新京報記者發(fā)稿時，高通對“禁言令”是否存在并未做出回應，但高通相關人士表示，高通的商業(yè)模式對蘋果造成了威脅，因為這種商業(yè)模式所賦予iPhone的能力，也同樣被提供給了蘋果的競爭對手。

　　抗爭高通

　　蘋果接過魅族的“旗幟”

　　蘋果并不是第一時間站出來抗爭高通的。2015年2月，中國國家發(fā)改委宣布對高通處以人民幣60.88億元罰款，成為此前最大一筆中國反壟斷罰款。當時，高通期望通過新品扭轉季度凈利潤44%的下滑、挽救市場份額，這項罰款也被視為官方許可了高通專利收費的模式。

　　第三方Strategy Analytics當時發(fā)布報告稱，在智能手機應用處理器市場，高通排名第一，蘋果為第三，二者相差24個百分點。與外界認知不同的是，除了手機廠商的身份外，蘋果一直在使用自研的處理器芯片，但在基帶市場一直沒有突破，因此發(fā)展仍然受制于高通。

　　在蘋果之前，中國智能手機廠商魅族也曾以一己之力與高通抗爭。該公司市場副總裁李楠曾表示，高通的專利合同是一個個不透明的“黑盒子”，廠商并沒有被公平對待。但魅族最終還是與高通達成“和解”，簽署了協(xié)議。

　　魅族屈服了，蘋果卻成為質疑高通商業(yè)模式的新一輪領頭羊。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首次下滑，但蘋果的新品手機整體售價卻水漲船高，進而邁入1000美元時代。與曾經的魅族類似，蘋果質疑的也是高通的商業(yè)模式。

　　蘋果懟高通

　　“過去十年綁架了整個行業(yè)”

　　目前，蘋果和高通的專利官司主要集中在三個國家。在中國，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授予高通針對蘋果的兩個訴中臨時禁令，但高通還有20項起訴蘋果專利侵權的案件目前正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高院、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等地審理中。

　　高通委托訴訟代理人之一、北京市聯德律師事務所律師蔣洪義表示，每一件案件所使用的專利都是不同的，涉案專利的技術領域覆蓋十分廣泛，包含應用程序管理、照片編輯、顯示模式、智能喚醒、精確定位、地圖顯示、快速充電、手機節(jié)電、系統(tǒng)更新、處理器的器件結構等。

　　不同法院的案件受理數量和積壓程度不同，影響了審判進程。目前福州中院的案件是進展最快的，已經完成開庭等待判決，法院還發(fā)出了訴中禁令。蔣洪義解釋稱，軟件相關專利的侵權判定相對容易一些。

　　此外，在其他法院審理的案件，有的已經進入或完成實體審理，還有的案件因起訴美國蘋果公司，涉及外交送達，目前還沒有進入實體審理階段。

　　在德國，慕尼黑地方法院裁定蘋果侵犯高通專利，要求停售侵權產品，但曼海姆市地方法院則在初步口頭判決中駁回了高通的訴訟。高通方面回復新京報記者稱，曼海姆法院對專利的部分特征做出了過于狹窄的解釋，高通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并將提出上訴。

　　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對高通發(fā)起的壟斷訴訟進入庭審階段。法院近日聽取了多方證詞，將于2019年2月1日結束庭審。Noreen Krall表示，FTC的證據非常充分，高通想要贏得這場訴訟非常困難。

　　“高通在過去十年綁架了整個行業(yè)。”Noreen Krall將與高通的對決稱為“整個行業(yè)與高通的對抗”。

　　高通要求蘋果

　　“必須履行禁令，停售相關產品”

　　成立于1985年的高通，在研發(fā)費用上的投入已超過數百億美元，且每年營收約20%用于技術研發(fā)。2018年財報顯示，高通的研發(fā)費用占總營收的24.7%，華為只有14.9%。高通的優(yōu)勢是從3G開始建立的，投入4G技術研發(fā)的時間比標準組織3GPP提前了8年。

　　憑借技術優(yōu)勢，高通一度成為滿足中國電信運營商對終端設備要求的唯一芯片企業(yè)，而其他芯片廠商則多與高通進行專利交叉授權而取得相應專利，至于終端廠商的專利主要集中在功能設計上，在核心專利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高通采用技術許可模式，這被認為是業(yè)內常用的手法，即向手機制造商許可蜂窩通信的必要專利，也就是說，要購買高通芯片，對芯片支持的技術標準，終端制造商必須獲得生產和銷售至少一種的授權。而且，高通的芯片和許可費用是分開的。

　　對于按照手機批發(fā)價格收取專利費的原因，高通相關人士表示，這種做法的公平之處在于，相對低成本的終端使用的技術較少，因此支付更低的許可費；較為高端的終端使用更多的技術，因此支付更高的許可費，并將收取許可費的手機售價上限定為400美元。

　　可以看到，蘋果與高通的專利對決中，高通起訴蘋果主要集中在使用體驗上，而非核心的基礎通信專利。蘋果在應對高通在中國的起訴時，選擇推出新的軟件升級，從而移除高通聲稱侵權的功能。

　　Noreen Krall告訴新京報記者，在禁令兩周后的2018年12月27日，蘋果工程師已經開發(fā)、測試、分發(fā)并安裝了這個新的軟件版本，中國在售的所有iPhone已經不涉及高通所提的侵權問題。2019年1月3日，蘋果已向福州法院提交合規(guī)性報告，尊重法院裁定并采取行動。

　　但律師蔣洪義告訴新京報記者，蘋果雖然向福州法院提交了關于其履行禁令的合規(guī)性證據，卻要求法院保密，不對高通公開。這樣的行為十分奇怪，也沒有法律依據，因為對生效裁判的履行不屬于保密事項。蘋果這樣做，只能證明其沒有實際履行禁令，不敢向高通公開其所謂的“履行禁令”的合規(guī)性證據。

　　“對蘋果新推出的軟件更新已做研究，仍然是侵權的。”蔣洪義稱，“在法院做出新的決定之前，蘋果公司必須履行禁令，停售相關產品”。

　　對于這一案件，蘋果亦承認相關專利并非手機通信核心專利。Noreen Krall表示，這些都是非常老舊的專利，并不是高通自己的發(fā)明，而是從索尼等公司購買的，已經使用超過10年。高通的目標是利用這些非先進專利在市場發(fā)布禁令，從而逼迫蘋果簽署關于核心專利授權的不合理的協(xié)定。

　　蘋果新指控

　　高通散布假新聞，轉移公眾注意力

　　在蘋果看來，雙方的爭論已經不涉及相關的技術，但高通依然要求法院強制執(zhí)行。Noreen Krall稱，這傷害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對中國的就業(yè)也會產生很大影響，因為全世界大部分智能手機都是在中國生產的。蘋果還指控高通雇用一些機構散播關于蘋果的假新聞，以此轉移公眾對其商業(yè)模式的注意力。

　　Noreen Krall向新京報記者透露，“高通在美國甚至美國以外，通過假新聞的網絡散布言論，利用人們的恐懼分散注意力，避免政府和法院調查其本身作為一家公司的違法行為。”但Noreen Krall并未直接回應記者是否會為此起訴高通。

　　上述高通相關人士回復新京報記者稱，高通從不散布虛假或誤導性新聞。“高通盡最大努力對公眾闡釋我們的商業(yè)模式，以及我們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如何深刻影響了所有智能手機上的豐富功能。與蘋果將其技術僅限于自身使用不同，高通將自己的技術廣泛供應給手機廠商。”

　　專利戰(zhàn)下一步會如何發(fā)展？Noreen Krall回應新京報記者稱“沒有和解的可能”，“高通必須要改變他們的商業(yè)模式，蘋果和高通的看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在Noreen Krall看來，雙方的爭議主要包括三個層面：首先，高通要求必須購買專利授權才能獲得芯片，但蘋果認為這并不合理；其次，高通的收費是針對整機售價，但蘋果認為，這樣的收費包括了手機上并不屬于高通的專利，這也不合理；第三，高通以芯片供應為要挾，必須接受相關條款，所以談判過程并不公平。

　　Noreen Krall最后表示，現在全球訴訟情況基本穩(wěn)定，幾乎所有裁決都不利于高通，尤其是FTC的案件，后者的證據非常有力。高通想要贏得官司非常困難，這將迫使高通改變商業(yè)模式，不僅僅有利于蘋果，對整個行業(yè)也有好處，可避免“高通稅”。

　　截至記者發(fā)稿時，高通尚未對蘋果最新的控訴做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