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人的‘痛’不改變是不行的，我最害怕的，就是你們青年科研人員、青年學生沒有激情——沒有了激情，也就沒有了創(chuàng)造力！”

　　說這話的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常務副校長韓杰才。

　　話畢，他又望向人群中向他提問的青年科研人員，補充道：“我們搞科研，就是要敢于吃虧！”

　　提問者是剛剛獲得第15屆中國青年科技獎的首都兒科研究所生理研究室主任曹春梅，她向韓拋出的問題是：“當科學家遭遇落后就要挨打的‘痛’時，如何從這種‘痛’中走出來？”

　　這一幕發(fā)生在前不久中國科協(xié)年會舉辦期間的第15屆中國青年科技獎頒獎會上，會上包括曹春梅在內的10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獲得該獎。有意思的是，當天包括韓杰才在內多位作報告的院士，正是該獎曾經(jīng)的獲得者。于是，出現(xiàn)了新獲獎者向老獲獎者“取經(jīng)”、老獲獎者向新獲獎者“面授機宜”的場景。

　　這場“對話”備受矚目的另一個原因在于，這10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所獲獎項的分量：針對歷屆獲獎者追蹤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已有近10%的獲獎者當選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就此表示，“困難有什么可怕，只要你的目標足夠堅定，就可以激發(fā)你的熱情。各位堅持20年、30年、40年，等到第30屆或40屆頒獎時，就是你們來分享人生！”

　　“最年輕”的啟示：敢

　　“韋明川，1991年，‘龍江二號’小衛(wèi)星載荷分系統(tǒng)的負責人；吳凡，1992年，‘龍江二號’姿態(tài)與軌道控制主任設計師；邱實，1991年，‘龍江二號’星務管理分系統(tǒng)主任設計師；夏存言，1995年，‘龍江二號’地面動力與仿真負責人；泰米爾，1996年，‘龍江二號’衛(wèi)星相機設計師……”

　　當韓杰才把這串年輕的名字和所做的工作一一對應“曬”出來時，包括100位獲獎者在內的現(xiàn)場觀眾一片驚呼，“這就是哈工大‘龍江二號’90后團隊，平均年齡不到24歲，他們也被稱為中國航天最年輕的隊伍！”

　　今年2月，國際學術期刊《科學》刊登一張“地月合影”照片，人們在感嘆這張炫酷大片的同時 ，更驚嘆于照片背后的“龍江二號”微衛(wèi)星團隊，其主力正是韓杰才介紹的這幾位90后。

　　鮮為人知的是，團隊負責人韋明川早在讀大二時就萌生了“做衛(wèi)星”的想法。在老師的鼓勵下，他和幾位有著同樣夢想的同學開始摸索。

　　2015年9月，我國第一顆由學生自主設計、研制與管控的納衛(wèi)星“紫丁香二號”發(fā)射成功。而這顆衛(wèi)星的學生研發(fā)團隊負責人，正是韋明川，他也因此被稱作“最年輕的衛(wèi)星總師”。

　　無獨有偶。韓杰才當天還講述了另一位青年才俊黃志偉的故事。這位曾拒絕國外多所知名大學邀請，從哈佛大學“海歸”來到哈工大的青年科學家，從零開始建設結構分子生物學與天然免疫信號轉導研究室。他帶領研究團隊，僅花費3年多的時間，就先后破解了3個科學難題。團隊科研成果第一次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發(fā)表時，他才35歲。

　　“他們?yōu)槭裁纯梢裕俊表n杰才自問自答道：因為他們敢去碰“最難”的問題，敢在科研攻關中去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

　　當天，韓杰才以“三代科技工作者的‘怕’與‘愛’”為題作了報告，他說，自己這一代的“痛”更多的是“落后就會貧困，落后就要挨打，人民就要受苦”。這位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科學家回憶自己的求學歲月，“非一個‘苦’字可言”。

　　那時，整個高校的實驗條件都比較差，韓杰才做實驗缺設備，只能到外地去借，去一趟就是一宿的火車。如今回想起來，他年輕時的科研時光，有一部分就是在火車上一宿一宿度過的。

　　“而你們，新一代的‘痛’，就是關鍵技術受制于人！”韓杰才說，科研工作者一定要直面問題，迎難而上，把這些“卡脖子”的問題統(tǒng)統(tǒng)解決掉。

　　他還以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劉永坦院士的事跡為例補充道：“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往往是10年沒成果，20年、30年也沒成果，你們還敢啃這個硬骨頭，還敢堅持嗎？”

　　越高質量的創(chuàng)新，出錯風險越大

　　在這次中國科協(xié)年會開幕式上，薛其坤講了科研團隊在國際上首次實驗發(fā)現(xiàn)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故事，這一發(fā)現(xiàn)被國際凝聚態(tài)物理界公認為近年來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薛其坤團隊也因此獲得了2018年度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按照他的說法，要做到高質量的科技創(chuàng)新，一是要有深厚的專業(yè)基礎理論知識，這是科學工作者甄別重大科學問題的前提；二是要有功能強大且獨特的研究利器，這是科學工作者在科研過程中增強自信心的基礎；三是要有敢于突破已有認知的勇氣，這是有所突破、超越別人，特別是克服當下盲目追風、盲目跟隨別人走的必要因素。

　　薛其坤團隊的腳步就未曾停歇，用他的話說，“工作仍在艱難探索之中。”

　　據(jù)他透露，目前，他帶領科研團隊正在挑戰(zhàn)另一個科學結果——超導中的D波配對對稱性，一個科學界認為“十分重要”的結果，該結果曾獲得被稱作凝聚態(tài)物理領域的最高獎——巴克利獎。

　　“所以我們的模型盡管想法奇妙，但異常艱難，驗證仍在路上。而且還有學界的人不斷在問，這個理論模型可能是不正確的，問問大家，如果是你，你還能堅持下去嗎？” 薛其坤說。

　　他自己的選擇是，勇往直前。

　　理由也很簡單。“作為一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必須要有強烈的好奇心，就是想解開一些未解之謎，帶著好奇心這種強大的推動力，去從事你的科研。”薛其坤說。

　　當然，結果也可能是錯的，“也有可能再過10年以后，結論證明我當初的想法全部是錯的。”

　　薛其坤卻并不擔心。他說，“越是高質量的科技創(chuàng)新，風險越大。科學探索中充滿了風險，這種機遇和挑戰(zhàn)，也正是我們做科學研究最幸福的地方。”

　　有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提出：做科研實驗常讓人感到枯燥，如何才能坐住冷板凳？

　　中國科協(xié)主席萬鋼被問到這一問題時說：一個科研人員的成長，要經(jīng)歷從興趣出發(fā)的熱情，到為完成科研任務的責任，再到承擔國家使命的自覺，沉浸在這個過程中，就不會感到枯燥。要利用好朋友圈，把自己的冥思苦想變成集思眾創(chuàng)，共同把冷板凳坐熱。

　　薛其坤則給了一個更為“接地氣”的建議：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不但要鞏固自己的基礎理論知識，打造自己的實驗技術，還要勤思考、經(jīng)常思考——少花一點時間，看微信上的新聞。

　　“激情”呼喚更合理的人才評價

　　事實上，科學技術發(fā)展過程中不僅有“卡脖子”，更有“卡腦子”的問題出現(xiàn)。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高福說，當科學不再完全取決于探知求索的興趣、當科學家被迫成為“受金錢支配的奴隸”、當科學新秀堅持自己的科學奇想而不被“主流科學”認可、當科學探知過分“功利化”、當科學環(huán)境變得不再“利他”甚至自私時，科學的創(chuàng)造力就像是被“謹慎”束縛的花蕾，嬌艷欲滴卻不曾綻放，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唯有大膽探索方能展現(xiàn)科學的創(chuàng)造力，突破性的創(chuàng)新活動急需補給。”高福說，在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一些有礙科學創(chuàng)新的體制機制和科研體系還需要進一步理順，國家科技體制改革需要繼續(xù)深入推進。

　　人群中，一位年輕學生站了起來，他拿到話筒便拋出一個略顯尖銳的問題：高院士，您認為現(xiàn)在東北人才外流和匱乏的問題怎么解決？

　　一雙雙眼睛齊刷刷地望向高福，后者表示：“這個問題非常好！”他說，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發(fā)展靠人才，東北振興靠人才，轉型發(fā)展也靠人才。那么，人才從哪里來，可以培養(yǎng)，可以引進，但最為關鍵的是什么？

　　高福停頓了一下說，“評價——公開、公平、公正的人才評價機制！”

　　話音未落，全場響起陣陣掌聲。

　　“如何把人才留住，要營造有利于青年人才脫穎而出的環(huán)境，要完善現(xiàn)有的科技人才選拔機制，不斷健全科技人才評價激勵機制。”高福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業(yè)大學校長周玉也經(jīng)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則總喜歡提及五類人：“怪人”“牛人”“奇人”“瘋人”“傻人”，“當我們的校園里，經(jīng)常活動著這五類人，一流大學、科技強國也就不遠了。”

　　末了，他補充一句：“可以是做學問而癡迷的‘傻子’和‘瘋子’，但不能是油子和混子，不能有庸人和懶人！”（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