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那時的中國古董商也學會了針對不同國家的客人，仿制不同的古玩，對美國人做仿銅器；對英國人做永樂、宣德青花瓷器；對日本人做萬歷五彩；對法國人做清代的官窯粉彩瓷器等等。

　　日本侵華時，他們的士兵都受過相關的教育，所以，對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先是把它們保護起來，拿到手之后，集中起來用輪船運往日本。抗美援朝戰(zhàn)爭時期，大量日本軍官舉家移民美國三藩市落戶，帶去了很多的中國文物，我在美國三藩市便見到了不少用楠木包裝好的中國宋代茶道用具，如茶碗、茶壺等等，這些東西都是他們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中國搶去的。

　　說到這里，我們也不能不提到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這可能是第三次文物外流的浪潮。那時，以國家文物商店為經營單位，政策規(guī)定乾隆以前不能出口，可乾隆以后卻允許大量出口，嘉慶、道光時期的很多官窯瓷器、書畫以極便宜的價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時代的真文物，因鑒定失誤，被當成仿制品賣了。當時，我所在的文物商店，專賣碑帖，很多都是老拓本，還沒裱過的，有清朝光緒拓，還有明代的。日本旅行團一來就幾十個人，進到店里，每人先抱一堆，然后進行篩選，價格便宜。

　　改革開放后，中國又出現(xiàn)了文物走私浪潮。香港成為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轉站，內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隨后流散到了美國、中國臺灣、日本、東南亞，我看過最遠的流失到了挪威、丹麥與荷蘭，德國、法國更不用說了，直接到香港來進貨。我在香港，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現(xiàn)在回憶起來，非常令人痛心。（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