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shù)民族有著悠久廣闊的民間故事傳統(tǒng)，比如藏族民間的尸語故事，它們緣起于頓珠為了贖罪，按照龍樹大師的指點到寒林墳地背取如意寶尸，但是背尸的過程中必須緘默不語，否則尸體就會飛回原處。尸體一路說故事，情節(jié)跌宕起伏、引人入勝，頓珠總是被故事所吸引而忘記禁忌，開口說話，不得不一次次返回重背。在這個來來回回中，寶尸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魯佐德一樣，讓一個個精彩故事蓮花般綻放開來。萬瑪才旦(藏族)翻譯的《西藏：說不完的故事》將尸語故事用簡潔明朗的漢文呈現(xiàn)出來。

　　萬瑪才旦的小說集《嘛呢石，靜靜地敲》中的諸多短篇就吸收了民間故事及其所蘊含的民間智慧與思維的營養(yǎng)。這些小說雖然并沒有直接書寫佛教和苯教式的思維觀念，但是它們那種潛在的文化記憶和精神框架卻隱約地彌漫在文本之中。這使得他的小說游離在嚴整的結(jié)構(gòu)和因果鏈條之外，充滿了不可索解的謎團、詭異奇譎的逆轉(zhuǎn)和出人意料的消失。許多時候慣常的故事“結(jié)局”不再存在，而成為一種事件的“停止”，一種在浩瀚無垠、廣闊無邊、幽深無比的生活和命運中短暫一瞥后的印象留存。在他那里，試圖完整地描摹世界、解釋生活，或者對未來和未知做出承諾和預測是一種瀆神行為——他能做的是講述“因緣”。比如，《第九個男人》是一個類似于《百喻經(jīng)》中的抽象故事。雍措最后的出家，正是經(jīng)歷了9個男人所代表的世間萬事后的選擇。所有這些都指向于只可意會不可言說的體悟。《八只羊》中甲洛和老外之間的交流與誤解，從廣泛意義上來說也是人類恒久的命題。

　　萬瑪才旦的個案似乎可以提供一種啟示，即少數(shù)民族文學在面對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資源時，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這些遺產(chǎn)，將它們重新激活，勝過跟隨時風去編織無根的街談巷議。

　　南方與地域詩歌

　　詩歌一直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成就最高的文類。今年發(fā)表的魯若迪基(普米族)的《高處低吟》、賽利麥·燕子(回族)的《比紙白的水》、麥麥提敏·阿卜力孜(維吾爾族)的《玫瑰贊》、單永珍(回族)的《青藏冊頁：眾神之山》、姜慶乙(滿族)的《蜻蜓》、東來(滿族)的《審視靈魂》、北野(滿族)的《承德：我的烏有之鄉(xiāng)》、徐國志(滿族)的《種回故鄉(xiāng)》、曹有云(藏族)的《詩歌，詞語，春天》等都是值得一讀的佳作。

　　南方少數(shù)民族詩歌在整個中國當代詩歌中都具有重要位置，甚至形成了某種帶有人類學意味的存在。四川詩人發(fā)星主編的《獨立》第23期推出的《大地的根系——地域詩歌寫作十四年紀念專集(2000-2014)》就是一個多民族詩人集體性的亮相。彝族詩歌尤為值得一提，它們已經(jīng)形成集束性的影響力。2014年3月，比曲積布創(chuàng)辦了民刊《藍鷹》，9月在宜賓舉辦了“第一屆國際地域詩歌寫作筆會”。阿索拉毅主編的《此岸》11期推出《詩與思的風景——21世紀彝族文明談錄》，訪談了以彝族為主的49位詩人，是觀察彝族文化人心靈軌跡與創(chuàng)作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少數(shù)民族邊遠文化群落的典范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