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經濟結構推倒重來的時代

　　結婚后的周有光夫婦同往日本留學。1935年，周有光放棄日本的學業(yè)返回上海，任教光華大學，并在上海銀行兼職，同時還參加了反日救國會。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正在做銀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隨當時的民國政府遷移到重慶。

　　抗戰(zhàn)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兒患了盲腸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療而去世；兒子也曾被流彈在肚子上穿了5個孔，所幸搶救及時。抗戰(zhàn)結束后，民國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國學習。

　　到了內戰(zhàn)即將結束時，自認患有“左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設國家、照顧老母的焦慮下急忙回到上海。當時他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書，同時從事銀 行工作，卻趕上了經濟結構推倒重來的時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驟降。社會主義市場替代資本主義市場，周有光一眼就看出當時蘇聯(lián)的銀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諳西方經濟學的周有光，面對正在全國推行的蘇聯(lián)經濟學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謬。多年以后，讓周有光最懷念的新政權氣氛，是抗戰(zhàn)期間在重慶與周恩來接觸，當時周恩來非常稔熟地進行統(tǒng)戰(zhàn)，召集民主人士開會討論問題。

　　50歲改行：26個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參加過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改革運動當時受到蘇聯(lián)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參與文字改革會議，結束后就決定留在 北京，改行語文。而在同時期的上海，他的領導、學生紛紛自殺。職業(yè)的轉換、居住的遷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環(huán)境中躲過了“反右運動”。

　　1955年10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會議，為期一個月的會議結束后，組織上通知他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

　　在50歲的時候，周有光扔下經濟學，半路出家一頭扎進語言學中。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曾稱，“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當時，領導說：你不 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我說：‘我是業(yè)余搞語言學、文字學的，我是外行，留下來恐怕不合適。’領導回答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 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來了。就這樣，我離開了經濟學界，到了語文學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參加擬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該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這段“改行”的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既來 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離開這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