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親王多鐸攻占南京，消滅南明弘光政權。多爾袞在南方悍然推動剃發(fā)，反對者殺無赦，激起南方抗清浪潮。洪承疇在危難之際受命取代多鐸，坐鎮(zhèn)南京，招撫東南各地。盡管遭到了南方人一致的挖苦謾罵，洪承疇的南京生涯依然取得了杰出的政績。他以原官留任為條件，和平招降了寧國、徽州、九江、南昌等十三府，讓大片地區(qū)遠離戰(zhàn)火；采取了一系列免賦興利、減輕百姓負擔的措施，盡量恢復生產，安定秩序。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南明桂王政權在農民軍支持下，在云貴立國。洪承疇又一次受命經略湖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他先在岳州設伏大敗孫可望部農民軍，迫使桂王政權收縮。清軍平定云南后，洪承疇力主放緩軍事行動，招撫百姓恢復生產，使云貴地區(qū)逐漸安定下來。孫中山先生從保全地方、安定社會的角度，曾寫詩贊譽洪承疇：“生靈不涂炭，功高誰不知。”

　　總之，洪承疇降清后輔助政務，招撫南方，長達16年，對明末清初的社會順利變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降清之后的政績遠遠超過了在明朝鎮(zhèn)壓農民軍的政績，是他實現抱負施展才華最輝煌的成就。

　　后人往往用一個歷史人物的作為對后代產生的客觀效果來褒貶他的價值，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這忽視了歷史人物所作所為對當時產生的影響。從這點出發(fā)，洪承疇的作為對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客觀效果，但叛國降敵在“當時”產生的消極效果應該考慮在內。筆者無意為洪承疇翻案，只想跳出“后世”與“當時”孰輕孰重的邏輯之外，談談讀書人的政治作為問題。

　　讀書人肚子里的知識和才華，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展現出來，同樣，只有把知識才華運用到具體實踐上，讀書人才能施展抱負、體現價值。而儒家學問是積極入世的學問，深諳其道的讀書人更是希望齊家治國、兼濟天下。所以古代讀書人都面臨一個入世當官的問題，說到底這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與權力相結合實現價值的問題。

　　只有牢固掌握了權力，讀書人才能從容施展才華，貫徹意志，因此能辦事和辦好事的前提不再僅僅是擁有滿腹經綸，而是如何與權力來個親密接觸。洪承疇的例子就很明顯。他為什么在萬歷和天啟朝默默無聞，就是因為沒有引起朝野和皇帝的注意，官職低微；他能夠貫徹自己的意志，大力清剿農民軍，前提也是崇禎皇帝賦予了他總督各省兵馬的大權；他在清朝的政績遠遠超越在明朝的政績，除了混亂局勢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外，主要的還是多爾袞和順治皇帝兩代的寵信。洪承疇是個務實的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寧愿名節(jié)有虧，承擔千夫所指的風險，也要投奔一個信任自己、能給自己施展拳腳的光明前途。

　　慷慨赴死不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舞臺、干出實績來同樣不容易。

　　明末讀書人熱衷黨爭，黨同伐異之風一直持續(xù)到南明也沒有停止。洪承疇相比那些空談綱常倫理實則誤國禍民的讀書人，孰高孰低？

　　洪承疇的遭遇在中國歷史上并非特例，而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歷史現象。許多人有經世濟民之志，為了實現志向和權力緊密結合，卻不為人理解。比如距離洪承疇不遠的張居正，為了改革江河日下的明朝政務，和內廷太監(jiān)馮保親密合作，提攜改革同輩，大刀闊斧革新政治。張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實效，但他勾結太監(jiān)確保權力的做法直接傷害了朝廷的政治體制，任命親黨的做法更是為人詬病。張居正生前死后，都面臨如潮般指責，最后落得抄家奪爵的悲慘下場。說到結黨營私，更明顯的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為了推行改革，采取了兩條“不透亮”的權力手段：一條是曲意迎合皇帝，一條是任用新黨排斥舊黨。但是皇帝的改革意志既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又能給他帶來巨大的權力，設身處地為王安石著想，他是迎合163 呢還是拒絕呢？至于結黨營私，既然舊黨強烈譴責王安石改革，拒絕合作，王安石不團結一批改革同黨，如何在朝廷立足，又如何推進改革？說到遭受譴責最多、名聲最差的歷史人物，五代時期的馮道可能是其中一個。馮道被諷刺為“政壇不倒翁”，在皇帝走馬燈般換來換去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官位，屹立不倒，的確有有奶就是娘、誰強就朝誰磕頭的不對的地方。然而，除了馮道的軟弱和沒骨氣，后人找不出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負面的作為。相反，馮道在亂世中設法保全了大批朝野官員，制止了若干軍閥的強暴行為，為減輕中原的殺戮和動蕩做出了幕后貢獻。試想，馮道要想找一個地方隱居，著書立說，去批評亂世，并非難事——這恰恰是批評馮道的許多讀書人在亂世做的事。但那樣他的能力和學識就荒廢了，而朝代頻繁更迭的中原，亂象會增加幾分。歷史人物是復雜的，對于馮道、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人，單純的指責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