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八日，在公布太上皇乾隆遺詔的同時，嘉慶宣布革除和珅、福長安的一切職務(wù)，交由刑部收監(jiān)，并命成親王永 、儀親王永璇、額附拉旺多爾濟、定親王綿恩及大學士劉墉、董誥，兵部尚書慶桂等負責查抄其家產(chǎn)，會同審訊。
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審訊后，嘉慶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狀，主要有欺君罔上、壓擱軍報、任用私人、僭越制度、貪婪聚斂等，并通報各省督撫，命其討論定罪，也就是要他們都表個態(tài)。嘉慶在上諭中處處譴責和珅獲罪于先皇乾隆，那么在大喪期間處置這位先皇的寵臣也就名正言順了。
正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胡季堂議覆奏折首先上達，折中稱“和珅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貪黷*，真一無恥小人”，請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珅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嘉慶御批：“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并翰詹科道悉心妥議具奏”，若有不同意見，“自行封奏亦可”。實際上，就是以此折定下了基調(diào)。同時，嘉慶又發(fā)布了一道上諭，重申和珅的二十大罪狀，并有所補充。
正月十八日(1799年2月22日)，在京文武大臣會議，奏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擬斬，請即行正法。”嘉慶表示，和珅罪有應(yīng)得，怎么處治都不過分，但考慮到他曾任首輔大臣，為國體起見，于萬無可貸之中引入議親議貴之條，免其肆市，加恩賜令自盡。福長安改為斬監(jiān)候，但要讓他在牢房里跪視和珅自盡。就這樣，剛剛親政的嘉慶，僅用半個月的時間就把和珅這位盤踞廟堂數(shù)十年的先朝寵臣收拾掉了。
首惡既除，嘉慶馬上收兵。除和珅的親信伊江阿、吳省欽等人受到處分外，嘉慶下令對其余由和珅保舉升遷或曾對和珅賄賂奉迎者均不予追究株連，免興大獄，保證了政局的穩(wěn)定。
處決和珅以后，各地督撫議覆的奏折才陸續(xù)到達。這些督撫大員不論平日與和珅關(guān)系親疏，都知道和珅已難逃一死，因此除兩廣總督吉慶、云南巡撫江蘭稍涉含混外，其余都稱和珅罪大惡極，應(yīng)立正典刑。嘉慶在對這些奏折的御批中多次表白自己處置和珅乃迫不得已，“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此事實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論”。其中，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折上的批示最為明白不過：“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嘉慶感到，和珅對神圣的君權(quán)構(gòu)成了威脅，就只有毫不留情地鏟除他。
但是，和珅貪名太甚，后世談?wù)摳嗟膭t是他的財富。那么，和珅的家產(chǎn)到底有多少呢?對此傳說不一。有人說其抄沒家產(chǎn)估計值銀二億二千萬兩，此說影響最大，甚至被一些學者在研究中采用。《清稗類鈔》竟稱“籍沒家產(chǎn)，至八百兆有奇”，即八億兩以上。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當時全國的財政收入每年也只有七千萬兩左右，和珅再貪，也不可能在二十余年里聚斂到相當于全國十幾年財政收入總和的財富。
根據(jù)現(xiàn)存檔案統(tǒng)計，和珅被抄家時，除抄沒的各處住宅、花園外，共抄出各色銀三百余萬兩(折合庫平銀二百八十三萬余兩)，金三萬二千余兩，各處土地一千余頃即十余萬畝，各處收租房屋一千余間，當鋪、銀號多處，以及各種珠寶、衣物等，其家產(chǎn)總值約近一千萬兩。這與上諭所講基本吻合，雖然在辦理過程中，嘉慶指示“不必過于株連搜求”，但也不可能有多少遺漏。
和珅能夠長期把持朝政，權(quán)傾中外，千方百計地聚斂起巨額家產(chǎn)，富甲天下，靠的是乾隆非同尋常的恩寵。一旦失去了乾隆這一靠山和寄主，不可一世的和珅也就成了斷了線的風箏。當和珅待罪獄中，對著窗外元宵之夜的明月，曾感悔賦詩“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但到底是誰誤了他呢?
據(jù)說和珅性格詼諧，愛開玩笑，不料最終他和自己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其絕命詩云“五十年來夢幻真”——一場夢而已。(人民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