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此前后的批判運動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藝各界，人人洗澡，個個過關(guān)，只要是讀過書的，便無所逃避于其間。與思想改造運動同時配套的，還有土地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內(nèi)部的“清理中層”。若有違抗，很有可能劃入更可怕的專政對象。國家機器、主流輿論和群眾運動，給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政治壓力。

　　《故國人民有所思》所依據(jù)的史料，基本是當年組織系統(tǒng)的內(nèi)部文件和情況匯報，其中披露了運動策劃者與組織者的動機和謀略。北京市委布置“燒教授”的計劃，提出要對他們“猛火攻、慢火燉”，“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識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檢討得是否深刻徹底，不僅與政治劃線有關(guān)，還涉及切身利益。職稱評定以政治立場掛帥，文件明確規(guī)定：“政治態(tài)度劃為中右的，或雖劃為中中，但表現(xiàn)一般或傾向落后的教師，一般地不考慮提升職務。”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對新政權(quán)有疏離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調(diào)整之際，將他們調(diào)離京城，到偏遠省份任教。

　　當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蘿卜。1952年前后，國家將知識分子納入國家的干部編制，全部包養(yǎng)下來，讓其沒有衣食之憂，甚至讓少數(shù)高級知識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區(qū)一級教授的工資三百四十五元，而當時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誰是一級、二級教授，誰是三級、四級教授，除學術(shù)水準之外，政治態(tài)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馮友蘭第一次教授評級，只評到四級，后來拼命檢討，努力表現(xiàn)，才轉(zhuǎn)為一級教授。

　　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過是一場學習運動，讓教師們聚在一起，領(lǐng)會馬列主義而已。但一旦被組織接過去，便變?yōu)槿巳藱z討、相互揭發(fā)的“洗澡”運動。戕害中國半個世紀之久的檢討文化、大批判文化從此在讀書人當中扎根發(fā)酵，危害無窮。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電視連續(xù)劇，其中有一段情節(jié)，街道大媽嘲笑當老師的鄰居：“知識分子？不會寫檢討的還叫知識分子？”1949年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研究學問，而是不斷地寫檢討，想辦法如何在運動中過關(guān)。最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李慎之的檢討書》正式出版，捧在手里兩大厚本，讀者的心情卻比書還沉重：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歲月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假如沒有接踵而至的各種政治運動，諾貝爾獎大概早就成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讀書人對權(quán)力與金錢的興趣不濃，他們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與人格尊嚴有關(guān)，這是讀書人最得以自重之處。最近南京大學的校園話劇《蔣公的面子》在全國大紅大紫，解璽璋先生的評論很精彩：蔣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給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當回事的，幾個文人而已”。然而，思想改造運動首先要掃蕩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讓那些平時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里檢討)、“洗中盆”(全系師生面前檢討)、“洗大盆”(在大禮堂里全校檢討)，在眾多學生、同事面前，公開交代自己的反動歷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語言數(shù)落自己、作踐自己。對于愛面子的讀書人來說，真可謂生不如死。難怪幾次全校檢討都沒有通過的馮友蘭、金岳霖私下見面，兩人抱頭痛哭。

　　自我作踐還不算難事，只要痛下決心，臉皮厚就行。最難的，還要揭發(fā)批判別人，不僅揭發(fā)批判，而且還要比誰的調(diào)子高、語言毒、態(tài)度狠。讀思想改造運動的史料，最讓我感慨的，還不是組織上的嚴厲，而是知識分子同道間的自相攻擊。梁漱溟在大會上要求給一個自我辯白的機會，臺上的毛澤東默許了，卻被底下的民主黨派同仁一片怒吼轟下了臺。同事之間、師生之間、朋友之間，乃至夫妻之間、父子之間的揭發(fā)，連客廳里、飯桌邊、床笫上的私密話都被拋出來了。儒家傳統(tǒng)的私德倫理被神圣的革命道義論抹殺，從此，知識分子之間，除了革命公義之外，再無私情可言。人是不大容易被陌生人傷害的，而最容易傷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親人。然而，在強大的“利維坦”面前，人人自危，個個欲茍全性命。人性其實差別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環(huán)境可以激發(fā)人性之善，而反之卻讓天使變成魔鬼。所謂的政治運動，實際是知識分子自己整自己的運動，或者借刀殺人，或者賣友保身，先將仇敵拋出去，隨之將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輪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