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大江健三郎將寫于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關(guān)于沖繩的文章結(jié)集成書，名《沖繩札記》，距他以小說《個人的體驗》獲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大約有三年的光景，這兩本書大概可歸為大江氏個人寫作生涯里光輝的頂點，用來代表他的小說與散文兩種不同寫作方式，而這兩種寫作方式皆融入作者的個人思考，即鮮明的日本戰(zhàn)后政 治反省與探索。若按作者《中文版序言》的交代：“雖說從二十多歲就開始寫小說了，然而我實在不能把握：通過自己的閱讀學到的所謂‘文學’和‘文學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將來的工作中踐行。而立將至之年，智力殘障的長子誕生了。我打算與他共生，也決意去思考到那時為止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活意義。”可看出作者早期的思想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xiàn)到寫作中，成為作者的個人情緒，又正因這個人情緒之作《個人的體驗》讓世界看到了日本另一種思想的存在，獲得諾獎大概也正符合需要。不過從此作者似乎已離不開這個思維，“而其中論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題的，則是《沖繩札記》。我在書中試圖思考的問題是：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jié)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于怎樣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zhàn)敗的悲慘教訓了嗎？”這在當年確有極大的沖擊力量，畢竟這些都是遠離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竟至四十余年了，這本遲于四十年才翻譯成中文的隨筆到底還有多大的感召力量，實在是件難以說清的事。

　　依常理而言，對自己的國家進行反思，當然是件好事，即便別國的情況對我們來說無關(guān)痛癢，但如何看待我們今天的社會進步與國家政治，及思考社會現(xiàn)狀的方式，或許會有一些啟示。大江氏說：“在這本書里，我寫了日本近代化歷史中沖繩和沖繩縣民與日本和日本人之間的關(guān)系，特別是在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中，作為日本唯一地面戰(zhàn)戰(zhàn)場的沖繩遭到美軍襲擊的沖繩戰(zhàn)；我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quán)的沖繩縣民在戰(zhàn)后的存續(xù)狀態(tài)。”這樣講是作者站在民族立場來審視當年日本的困苦，力求自己能夠成為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知識分子，他用“苦世”一語作章節(jié)標題，大約是他內(nèi)心的感慨所系。因此讀他的隨筆，難免文章里也有種“黯淡的內(nèi)省”悲觀情緒，從這個角度看，大江氏的文字雖力求剖析現(xiàn)實，但讀著枯燥，并不適合大眾閱讀。然而這樣一部作品竟出現(xiàn)“被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審判庭”的事，指其為“自虐”史觀，按大江氏自己的解釋：“《沖繩札記》的寫作與歷經(jīng)大約四十年的被閱讀，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構(gòu)筑了積極的亞洲觀、世界觀同樣也是事實。我打算扎根在自己的文學中、作為文學家來走完自己的人生。”雖說這場訴訟以大江氏勝訴結(jié)局，在我們國外讀者看來，實在很難明白其中的原委與曲折。

　　不過說也奇怪，我并不大喜歡讀大江的這部長篇隨筆，因為他總是企圖在一些事物上找尋或探討某種深刻含義，如此的結(jié)果，反使得他陷入刻意和偏頗之中。讀他所寫札記，只覺得他個人在喋喋不休，嘮叨的都是多愁善感的自我想象或自我推測，以此再設定出一些概念，給人摸不著頭腦的感覺。譬如第八章《日本的民眾意識》里有段敘述：“面對著播放海底光纜輸送的圖像的電視，沉默的、黑黝黝的背影重疊起來的沖繩人凝神注視。沖繩人的這種凝視，自然而然地彰顯出另一番人類館光景。只是鋼鐵導管組合、充滿數(shù)條熒光屏光芒和電子音樂的建筑取代了茅草小屋，也不再是高麗煙袋加蒲葵葉團扇，而是舶來品和土著品的混合。那無非是一幅二十世紀的日本人正撩撥著難以滿足的欲望，蜂擁襲來、東跑西竄的光景。”讀過這段話實在未知大江氏想要借此表達的意思，與他所要論述的“日本的民眾意識”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書中另還有許多這種文學色彩的描寫，似乎都與他要講述的思想不著邊際，而他從這些描寫中獲得的思考和結(jié)論，讓人一頭霧水，又或因我慣讀消遣的文章，于這類沉思現(xiàn)狀的文字不大能夠適應，大約也因此感覺不到大江氏文章的好處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