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

　　1941年生于廈門，1959- 1963就讀于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礦冶系；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19 8 3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為我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現(xiàn)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作有《方言與中國文化》、《西漢政區(qū)地理》、《體國經(jīng)野之道》等。

　　學術研究傳承著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為我們重新展開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開那些已經(jīng)凝固的偉大思想。但以學術為業(yè)的學人們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沒有太多的鮮花和掌聲，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當下，學術顯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優(yōu)選途徑，選擇學術，其實就是選擇了一種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學術為志業(yè)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訪談”新開辟的“問學錄”專題著眼于學術名家的求學、治學往事，追溯他們的治學之路，并試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真正的學術之途。我們希望展現(xiàn)的是，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社會，有這么一群人，埋首學術，在默默守護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六月底，周振鶴剛剛送走一批博士生，這讓他著實松了口氣。為了指導這批學生的畢業(yè)論文，他有大半年沒有做自己的研究了。隨著年齡不斷增長，加上自己的興趣面不斷擴大，周振鶴愈發(fā)有了“只爭朝夕”的感覺。

　　周振鶴現(xiàn)在的研究興趣集中在中西交通史和明清入華傳教士的研究。這似乎很不符合他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譚其驤弟子的身份，畢竟這些題目同“歷史地理”實在是相差太遠了。

　　“我做研究就是這樣，你很難讓我吊死在一棵樹上，我會在不同樹上吊來吊去。”仔細檢索周振鶴的研究范圍，除歷史地理外，還囊括了語言學、中外語言接觸史、近代新聞史和中西交通史。

　　但凡只要周振鶴介入的領域，他總能單槍匹馬闖出一條新路。“我的原則就是，每個領域做出點東西可以交待，那我就可以結束了。一個人幾十年搞一個東西有什么意思？你總還是要讓自己更精彩點吧。”

　　37歲開始學術生涯，師從譚其驤先生

　　南都：你在“文革”前便從福州大學礦冶系畢業(yè)，1977年考復旦時，為什么會選擇讀文科的研究生？

　　周振鶴：文科的東西可以說是我的“余事”，不是我的正事。我原來年輕讀工科的時候愛好就是文史，喜歡看書和買書。因為我父親是所謂“工商業(yè)者”，運動一來就被整了，所以當時我家也沒什么錢，但我還是一直都會買書。

　　1958年考大學時，我的數(shù)理化成績非常好，自然選擇了考理工科。這是當時的風氣，數(shù)理化好的學生肯定會去讀第一類的理工科。至于為什么是礦冶系，當時并不是自己的選擇。1957年“反右”之后，學生能讀什么專業(yè)，并不是根據(jù)考試成績，而是看你的政治情況如何(這些都是二三十年之后我才知道的)。因為我父親是小資本家，又是“右派”，所以最后錄取我的是礦冶系。說是采礦，其實就是挖煤，是當時最苦的工作。

　　南都：為什么會先在廈門大學讀，后來才進入福州大學呢？

　　周振鶴：我中學讀的是廈門市第一中學，在福建是非常好的學校。按理說，當時我們多數(shù)人應該是要去全國重點大學的。但在1958年，福建省要辦工業(yè)大學，因此我們這一年的學生基本上都出不去。當時雖然學生招來了，但學校實際還沒辦，所以福建省只好把我們先放在廈門大學。

　　在廈大一年半后，福建省辦了福州大學，我們工科生就全部轉(zhuǎn)去了福州大學。從福州大學畢業(yè)之后，我就分配到湖南當助理工程師，一干就是15年。如果我1978年沒有再參加高考，我現(xiàn)在可能就是退休了的高級工程師。現(xiàn)在回頭看，相當于是耽誤了15年。不過大學念理工科不能算是耽誤時間，學文科之前念理工科還是很有好處的，我后來培養(yǎng)出的最好的博士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