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在湖南的15年對你的學術(shù)沒有太大幫助？

　　周振鶴：沒有太大幫助，當然我還是會看書，看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之類的書，但大多是盲目地看，沒什么計劃。1977年恢復高考時，最初招生條件是1942年10月1日以后出生的，我是1941年的，所以也沒抱什么希望。結(jié)果沒想到，后來教育部又宣布，“文革”耽誤了很多人，年齡放寬到40歲以下都可以報考研究生，我那時候37歲，有些動心，跟我太太商量后，得到她的支持后才下定決心去報考。

　　南都：37歲再去讀書，當時壓力應該很大吧？

　　周振鶴：會有，現(xiàn)在37歲都是教授了。不過因為“文革”的原因，當時很多教授年紀都很大了，所以也不會特別有壓力。

　　當時歷史地理專業(yè)一共考五門，包括中國通史、中國地理、古漢語還有政治和英語。前三門都是我比較熟悉的，而政治和英語又是大家都要考的，所以我就選了這個專業(yè)。最后考試成績出來，就我跟葛劍雄兩個人考得最好，最后我們倆被同時錄取了。

　　南都：具體的考試內(nèi)容是怎樣的？

　　周振鶴：初試是直接將考卷寄到岳陽市，復試是在上海考的。復試的題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要求我們根據(jù)《水經(jīng)注》的一段內(nèi)容畫出河流的分布圖，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水經(jīng)注》是什么，但我最終還是根據(jù)文字把河流的分布圖畫出來了。當時有些人雖然知道，甚至讀過《水經(jīng)注》，但因為古文底子不過關(guān)，最后都沒能把這幅圖畫出來。我是少數(shù)幾個答好這道題的人。

　　南都：你當時就見到譚其驤先生了？

　　周振鶴：到面試才見到。當時他中風在醫(yī)院，我們是在他病床前面試的。他對我的面試成績相當滿意，因為我指出了王伯祥《史記選》里的注有一個問題，他把“右泰華，左河濟”中“泰華”解釋為“泰山和華山”，但這兩座山實際上是在東西兩邊的，我說我覺得“泰華”就是指“大華山”的意思，因為邊上還有少華山。我還引了《山海經(jīng)》的話作佐證。譚先生當時覺得很奇怪，一個工科生怎么能把王伯祥的注釋都推翻？不過他也很滿意，所以我的面試成績應該是最好的。

　　南都：當時你們年紀都那么大了，譚先生是怎么給你們上課的？

　　周振鶴：譚先生自己會給我們上課，會教一些諸如《水經(jīng)注》、正史地理志之類的基礎(chǔ)課程，但和現(xiàn)在這種正式開課還不一樣，主要還得自己學，之后再向老師請教。譚先生有個特點就是他把我們當有基礎(chǔ)的人教，跟我們談話就等于跟同事聊天一樣，我們基本上就是這樣學出來的。

　　南都：譚先生對你在日后學術(shù)生涯有哪些具體的影響？

　　周振鶴：應該說，譚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還是一種做學問的精神：別人做不出的東西我要做，要不畏難，不計利害，只論是非，事情對不對是最要緊的，只管它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有沒有用是次要的。

　　我現(xiàn)在有很多學生做的東西也是這樣。很多人問他們，你做這個有什么用？我就說，學問的東西不管有沒有用。很多人以為我們在做無用的學問，幫我們說話，說無用有大用。我不完全贊同這個觀點，學問是不管有沒有用的，不是說因為“無用有大用”，我們才去做，學問的關(guān)鍵就是我們要去解決它，要去弄清楚其中的是非，這才是最重要的。

　　與葛劍雄一起成為全國首批文科博士

　　南都：你做了那么多年理工科的工作，會不會一時難以在這種虛實中轉(zhuǎn)換？

　　周振鶴：因為我一直對文科感興趣，始終在看歷史、文學的書。早期工科是我的“正事”，漸漸倒變成了我的“余事”，變得不再重要了。我在湖南時，對語言也很感興趣，當時還做了不少語言學的筆記，后來我太太在清理雜物時，不小心這些筆記也殃及了，不然我很可能就報考語言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