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與困境

　　無論社會批判、文化批判還是人性批判，所顯現(xiàn)出來的都是作家寫作的一種焦慮，它逼迫作者對“如何解決問題”進行思考，而這也形成了喬葉小說中尋找拯救的主題。

　　在尋求社會拯救方面，喬葉顯然意識到了文學固有的局限。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她沒有輕易表態(tài)，而是選擇靜靜地觀察、細細地傾聽：在《解決》《龍袍》中，敘事者“我”作為一個返鄉(xiāng)者，已經(jīng)完全消解了傳統(tǒng)啟蒙敘事中“返鄉(xiāng)者”的啟蒙批判功能，她只是發(fā)現(xiàn)、哀傷著故鄉(xiāng)的變化；在《蓋樓記》《拆樓記》中，“我”更是直接側身拆遷的利益紛爭中，借由這種置身其中的姿態(tài)，喬葉得以讓各種階層和力量——底層的、官方的、知識分子的——公平發(fā)言，使他們獲得了一個自由表達其意愿和苦衷的平臺。促進各種話語、各種立場之間的對話和交鋒是解決問題最公平、最有效的途徑之一，而喬葉便是力圖利用文學的力量來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

　　文化批判的危機已清楚地表明，喬葉所感受到的文化問題是無法在文化領域自身求得解決的，所以喬葉將拯救的希望更多地寄予在文化之外：她以“人性”為旗幟，發(fā)起了對文化的一次次攻擊。當然，以理想的人性為基礎，文化的危機有可能從其自身尋到解決方法：在《最慢的是活著》中，祖母的文化構成是模糊的，既非“現(xiàn)代”又非“傳統(tǒng)”，她代表了“傳統(tǒng)”中積極健康的部分；《山楂樹》中的曉光生于大山但又無山里人的狹隘保守，代表了一種被反思和清理過的“傳統(tǒng)”。不過，祖母和曉光所代表的這種有益的“傳統(tǒng)”是作者理想化的產(chǎn)物，對于“拯救”而言是乏力的。對文化的拯救來說，從文化自身入手欠缺一定的說服力，而由人性入手則又受限于人性的復雜。

　　至于人性的拯救，顯然從一開始便被注定了是一種徒勞——如果說社會拯救、文化拯救彰顯的是文學的有限，人性拯救則彰顯了人的有限：人性自私如何消除？人如何擺脫欲望的鉗制？……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不得不使人轉向對生命終極問題的思考。在《輪椅》中，“死”第一次被嚴肅地提了出來，小說中的晏琪念念不忘自己的姑父，那個被鋸了腿的男人整夜整夜地睜著雙眼，使童年的晏琪第一次感受到了“死”。《最慢的是活著》其實也寫到了“死”，《輪椅》的“死”是為了凸顯“生”，而這里的“死”就是死——一種赤裸裸的盡頭的感覺，一種荒涼涼的末世的感覺。如此直面人生的孤獨和虛無，在喬葉的小說中其實并不多見，但她已然痛切地觸及到了這個問題，而對它的觸及和思考將發(fā)起對人——當然首先是作家本人——的引領，引領的地方當然不是死，而是生。

　　焦慮的緩沖

　　對社會、文化和人性問題的思考與探尋體現(xiàn)了喬葉敘事的廣度與深度，但也充分暴露了她所面臨的困境和焦慮。如果這種焦慮無以解決，便會帶來某種精神危機，不過，在她的小說中，一直存在著一種與之相制衡的力量，即對人的體恤和悲憫，這種體恤和悲憫形成了對焦慮的緩沖。

　　喬葉小說中對人的體恤和悲憫最集中地體現(xiàn)于她對“生存”的關注：在《蓋樓記》中，“我”面對農(nóng)民身上那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劣根性并沒有表現(xiàn)出傳統(tǒng)啟蒙敘事者的那種“怒其不爭”，而是從農(nóng)民生存的艱辛和貧困的角度出發(fā)，充分表現(xiàn)出“哀其不幸”；在《他一定很愛你》中，盡管小雅痛切地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世俗，但她的世俗顯然包含了太多的苦衷，她婚前的家庭與成長使她對物質、安全的需要變得無可厚非；在《輪椅》中，晏琪一方面對人性的自私和它導致的虛偽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承認它的合理：“誰喜歡陰影呢？那是彼此的恥辱和黯淡。能避開的為什么不避開？能忘卻的為什么不忘卻？”生存話語在此與批判話語形成了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