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口語”：以日常美學替代崇高

　　20世紀80年代初葉，也許是出于對“朦朧詩”那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tài)偏好、挑戰(zhàn)者和代言人的使命感，以及孤芳自賞的“美麗的憂傷”情結的厭倦，更主要的還是對轉型中國的沸騰生活的呼應，一批新的詩歌和詩人登場了。“第三代”作為對“朦朧詩”后一代詩人和詩歌的命名，正式進入了歷史。有趣的是，這些后來被稱為“第三代”或者“前口語”（用以同“后口語”區(qū)別，主要指稱那些上世紀80年代口語詩先驅者的作品）的詩歌，主要發(fā)布和流通于他們自辦的“民間刊物”。

　　大體說來，這些“前口語”詩歌更傾向于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的主題來替代崇高的、英雄的、泛政治化的主題；用現(xiàn)代人明白、有力、富有語感的口語和客觀、低調、反浪漫的寫作態(tài)度去替代以意象和隱喻為特征的象征主義傾向。這種以日常語言為基礎的詩歌，讓人感到既熟悉（它很像我們的說話）又陌生（它居然闖進大家業(yè)已習慣的、隱喻的、意象化的、詞語的、被稱為“文學皇冠”的詩歌領域），這相當于《圣經》由拉丁語變成了民族母語，它對我們的靈魂具有某種解放意義。自然，很多人為之傾倒，模仿者蜂擁。

　　貢獻與局限

　　這應該是一個很長的名單，其中，以于堅、韓東為代表的“他們”詩群的“日常生活”、人生況味和平易中蘊含奇崛的語調；以李亞偉為代表的“莽漢”詩群粗野、狂放的“無賴氣質”和有力的長句式口語；以周倫佑、楊黎為代表的“非非”詩群用口語向言之無物的“純粹”的“超語義”、“超表現(xiàn)”境界靠攏的理論和實踐；以王寅等人為代表的“海上”詩群的異國情調和微妙語感……都讓人印象深刻。可以說，這些青年詩人以近乎揮霍的方式，展示了他們獨有的焦灼、痛苦、反抗以及浪漫主義精神，他們挑戰(zhàn)性的作品，給1980年代的中國詩歌帶來了猛烈的沖擊、活力和元氣，并使自己成為青春或者1980年代的某種標志和象征。他們的許多充滿酒精和荷爾蒙氣息、充滿對身體的遐想的詩歌，有一種摧枯拉朽的破壞性和沖擊力。于是它們也在很多人，特別是那些正尋找和建立自我的年輕人中間，引發(fā)了共鳴，并令他們發(fā)現(xiàn)了言說自身存在的樂趣以及自己生命的美感。

　　當然，回頭看來，“前口語”的詩歌，與它的貢獻一樣，局限和缺點也是明顯的。比方說，可能是過多地倚仗青春的生命力，它們更多是自發(fā)的而不是自覺的，更像是姿態(tài)性的而非人文內涵上的，有時在詩藝上較為松散，在文本上也有較為粗糙的問題。現(xiàn)在，集體意義上的 “第三代”已經風流云散，很多詩人也已退役，只有少數(shù)擺脫了流派色彩，或者說，流派原本就限制不住的杰出詩人仍然在繼續(xù)著創(chuàng)造，自然，影響也不像過去那么大了。

　　于堅：從“語言學”到“文明論”

　　進入1990年代以后，于堅推出《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和《事件》系列，開始進行他的詩歌“語言學”探索。1993年他創(chuàng)作的《0檔案》，則把詩歌的形式實驗推到了一個極致，他用檔案的詞條形式測量了個人在強大的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某種生存狀態(tài)。此后，他在一個更為寬泛的“文明論”的框架里，繼續(xù)向新的內容和文體領域開拓。他的長詩《飛行》和更為輕捷的小品式的《便條集》，以對中國古代文化和美學價值的發(fā)現(xiàn)和倡導引人注目。他把傳統(tǒng)看作是一種基本的、身體上的聯(lián)系，是一種以美學為特征的永恒生活方式。這同20世紀革命史及其理論形成了鮮明對比并拉開了距離，這也成了被很多人批評的“向后撤”的先鋒主義。但對于堅來說，“后來李白升入天空/照耀故鄉(xiāng)中國”，“漢語像月光下的大海/在我生命的水井里洶涌”，這既是歸屬感的需要，更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