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31刊登題為《中國消費如何重要》一文，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中國業(yè)務局前局長黃育川。文章稱，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繼續(xù)放緩，許多觀察家為結構調整沒有取得多少進展這一事實而嘆息。這些人堅持認為中國經濟應更快地轉向“消費驅動型”增長。他們堅稱，只有消費增長更強勁，經濟放緩的趨勢才可能被抑制，甚至扭轉。

　　文章稱，不過這種思維背后的邏輯是誤導性的。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隨投資和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與勞動力增加有關的程度較小。消費并不推動經濟增長。它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譬如，居民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約為35%——在所有重要經濟體中比例最低。然而，在過去十年里，剔除通脹因素后，中國的人均消費實際提高了約8%到9%——比任何其它發(fā)達經濟體快了好幾倍，而且是發(fā)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不過它也不可能再進一步增加。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其消費更有可能下降。

　　重要的是消費增長隨時間最大化，而不是近期內其在GDP中的占比。

　　許多分析家把中國經濟增長不平衡歸因于利率和匯率的扭曲，認為它們抑制了消費，導致過度投資。不過消費在GDP中占比下降實際上是一個基本成功的城市工業(yè)化進程的結果。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證明了在不斷增加的投資的補充下，過剩勞動力從農業(yè)轉移到現代工業(yè)經濟如何導致經濟快速但失衡的增長。勞動力從勞動密集型活動向資本密集型城市工業(yè)活動的轉移可以提高企業(yè)及企業(yè)家獲利的比例。但是，正如有些人所辯稱的，這不需要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為代價，因為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消費比他們過去多了好幾倍。國家也從生產率提高和GDP快速增長中受益。

　　文章稱，中國不平衡的經濟增長也是幾十年前走類似的工業(yè)化道路的其它東亞經濟體的寫照。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qū)在觸底前的幾十年，消費在GDP中占比下降了20到30個百分點，收入卻達到了高水平。在這些國家中，雖然擴大但短暫的不平衡與高增長率有關，但這使得它們得以避開了中等收入陷阱，并最終向較均衡的成熟經濟體轉變。

　　曲解中國經濟增長失衡的原因可能導致錯誤的政策處方。當把注意力重點放在短期需求不足上時，消費的增長就很重要。由于投資大幅減少，全球貿易低迷，中國——象當今其它各國一樣——出現了產能過剩。但這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而非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

　　事實上，隨著城市化步伐放慢，勞動較密集的服務業(yè)增長一直快于工業(yè)，消費在GDP中的占比過去幾年略有增加。這種轉變中的某些部分并不值得喝彩，因為其部分是增長放緩的結果。但有些部分則是期望的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

　　文章稱，現在的挑戰(zhàn)是通過改革提高生產力，以便能夠保持適度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個人消費的不斷提高。無論GDP中消費占比上升還是下降，都是免不了的，不應將其視為一個不依賴其它因素的目標。

　　文章認為，幸而有許多中國可以——通過正確的改革——加以利用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一個更有效的城市化進程就是這樣的一個選擇。現行政策鼓勵勞動力向小城市流動，限制流向大城市。然而，正是中國的大城市生產率才更高。因此，一個促進它們發(fā)展、更多由市場驅動的城市化戰(zhàn)略會更加有效。

　　文章稱，由于在中國進入一些重要服務行業(yè)——譬如金融、衛(wèi)生健康和通信——的壁壘極具限制性，所以實行另一項急需的改革會使得私人投資者經營這些行業(yè)變得更容易。

　　文章稱，這樣的改革會提高投資回報，并使保持更可持續(xù)的7%的經濟增長率成為可能。而反過來這會刺激消費快速增長。（編譯/宋彩萍）

日本沖繩一家商場為吸引中國游客購物，貼出可以使用銀聯卡消費的標識。(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