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6日，兩家公司又與陜西省政府簽訂了合作協(xié)議。隨后，兩家公司開始投入各類前期工作。同年10月10日，省發(fā)改委下發(fā)批文，明確“該項目的配套井田為波羅井田，面積339.2平方公里，地質儲量15.68億噸，可開采量10.98億噸”。

　　此時波羅井田的探礦權，已不再僅僅是一個“賭博”的機會。隨著詳查結果于當年8月出爐，探礦權的價值由普查階段的1500萬元，已飆升至以10億元計。

　　省國土廳在接到兩家公司報告的九天后，即2005年11月24日，印發(fā)“90號文”，并未就探礦權的歸屬做出明確表態(tài)，向上級請示的意味明顯。面對爭奪探礦權的雙方，分管省國土廳的副省長在“90號文”上批示，“按照省政府的明確要求，陜北的煤炭資源委托地勘和煤勘部門代表省政府進行普查和詳查，然后根據‘三個轉化’原則，經過評估轉讓給省政府所明確的轉化項目開發(fā)主體進行精查和開發(fā)。所以，西勘院與凱奇萊公司聯(lián)合勘查并不影響中化集團的資源精查和項目開發(fā)，所影響的僅是勘查資料評估收益在西勘院和凱奇萊之間如何分享。”

　　他要求，“現在當務之急是明確評估轉讓，由開發(fā)主體進入精查和項目啟動。”

　　一審與重審

　　但探礦權被給予其他公司，直接導致西勘院無法履行與凱奇萊公司的合作勘查合同。凱奇萊公司因此以違約為由，將西勘院訴至陜西省高級法院，請求判定后者履行合同。

　　2006年10月，陜西省高級法院一審判決，雙方的合作勘查合同有效，繼續(xù)履行；西勘院支付凱奇萊公司2760萬元違約金；西勘院將探礦權轉移到凱奇萊公司名下。

　　西勘院不服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該案雖屬民事糾紛，但由于專業(yè)性強，既有市場成分，又涉及到行政審批，最高法院對此極為重視，主審法官曾赴西安約陜西省國土廳、省發(fā)改委、省地勘局等部門座談了解案情，還曾主動邀請陜西省政府派員來北京座談。

　　隨后，陜西省政府應最高法院要求，致函最高法院報告該省對于此案的意見。在這份報告中，省政府首次就審批程序問題做了解釋。

　　陜西省政府認為，凱奇萊公司與西勘院簽署的合同屬于無效合同，原因在于，合作合同必須完成備案手續(xù)方能生效。雖然省國土廳曾出具同意雙方合作勘查的協(xié)調意見（即“65號文”），但由于凱奇萊公司沒有落實轉化項目，省政府并未批復同意該協(xié)調意見，雙方也未按照協(xié)調意見向省國土廳上報精查階段的備案資料。

　　據此，省政府認為，備案手續(xù)并未實際完成。

　　報告末尾，陜西省政府“請求最高法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充分考慮和重視陜西來之不易的良好發(fā)展大局，作出公正判決”。顯然陜西省擔心，若一審判決生效，將可能形成仿效效應，對已形成的煤礦開發(fā)秩序造成影響。

　　了解完上述情況后，最高法院于2009年11月作出二審裁定，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發(fā)回重審。

　　在雙方的合作勘查合同里，已涉及到勘查成果的轉讓條款。在一審判決中，西勘院須將探礦權轉移至凱奇萊公司名下，即是履行此條款。

　　對此，在接受最高法院辦案法官詢問時，時任省地勘院院長樊晶表示，“合同內有轉讓的內容，涉及與現行法規(guī)相悖的問題。”據國務院《礦產資源管理辦法》規(guī)定，“經依法批準，可以將探礦權轉讓他人。”時任省國土廳助理巡視員魯學恭表示，“轉讓要有探礦權轉讓的批復。”

　　省高級法院在重審中認為，雙方的合作勘查合同，名義上是合作勘查煤炭資源，實質上是探礦權轉讓，這一點在訴訟過程中也得到了原被告雙方的確認。既然如此，那么就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雙方向審批管理機關提出探礦權轉讓申請，待審批后方可履行合同。但雙方只是將所簽合同報送省國土廳備案，并未完成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