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文學永遠不是一碼事

　　民間對歷史的接受，往往是通過文藝作品。

　　文藝作品反映的歷史真實性特別重要，因為很多人通過文藝作品，了解他們的所謂的歷史。《108年前一樁驚天命案》這篇報道，有幾方面的價值。

　　首先是文學的價值。像這樣一個素材，沒必要演繹加工，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文學價值。

　　其次，我們的歷史研究，有一種趨向，就是對民間社會的關注越來越多。通過記者的報道，可以了解當時的民情，所以，我想它在史學上也有一定意義。

　　另外，它也有文化學意義，比如，關于國民性的剖析。……實際上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用史學的規(guī)范敘述一個文學故事，我可能永遠達不到這樣一種境界。歷史和文學永遠不是一碼事，規(guī)范不同，但是，這篇報道所提示的方向是很好的，也很可敬。

　　能不能成為名案，有很多因素

　　這個題材發(fā)掘得很好，是108年前的驚天命案，我看這里面說12條人命，這確實是一個大案。并且，是發(fā)生在民間，就是庚子事變前后，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的案子。這個事件本身就是挺令人震驚的事。就它發(fā)生的情節(jié)而言，也不是特別復雜，復雜的是這個案子發(fā)生之后，就是李馬氏告狀，用今天的話說是上訪，歷經(jīng)了多年，一層層，這個過程是非常曲折的，也非常能凸顯這個人物的特點。我感覺這個事本身就是非常有價值的。

　　但是民間的這種事確實能夠成為名案，像楊乃武與小白菜、楊三姐，確實成了名案。和這個重要性肯定有關系，但是肯定不會成正比，有的時候這個事本身更未必就到后世那么出名，這個能不能成為名案，很多因素，陰差陽錯的影響。正因為從這個意義上，報人特有的敏感，根據(jù)一些蛛絲馬跡把它發(fā)掘出來，有這么一個版本展示給讀者，很有意義。這個題材是屬于內(nèi)容方面的。

　　第二個感覺，體裁把握得比較好。

　　史學的功夫和文學這兩個方面結合好了，記者才可能做得比較到位。記者的報道不同于小說，不能去虛構一些情節(jié)和人物，必須基于事實。記者的這篇報道，可以說查詢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地方志，有關受害人留下來的東西，有關大臣的奏折、日記，還有一些相關的筆記材料，總而言之是多類別的。

　　報道里面講到慈禧，有的時候并不是你想做考證就能考證出來的，文章有存疑，這樣處理也比較合適。在寫作技法上，它畢竟不同于歷史論文，它要去吸引讀者，要有可讀性，比方說很多背景的東西、很多的聯(lián)系，跟楊乃武與小白菜產(chǎn)生聯(lián)系，這樣有機地聯(lián)在一起，就比較豐厚。

　　從史的方面說，報道里面提到了陽春三月殺戮開始，在后面還提到了“借助洋兵之力”，這個沒有很具體，是“借助”了嗎？怎么借助的？以“通匪”的理由，如果真是這種理由，這個細節(jié)上還是可以發(fā)掘的。這個事是不是真借助了洋兵，是不是通匪，這和社會意義聯(lián)系非常大，這個政治色彩就很濃了。王維勤就是借機進行報復，也影響到這個案件的性質(zhì)。是一種借機報復，案件的社會意義是不一樣的，如果有很明確的證據(jù)，就是借用了洋兵，或者通匪，至少這個東西可以進一步發(fā)掘，更能凸顯這個案件的社會意義。

　　有社會悲劇，也有個人悲劇

　　將來可以寫一本書，不要搞成演繹。

　　這樁命案里面有社會悲劇和個人悲劇，這個為我們改編影視定了一個創(chuàng)造基礎。它具有歷史性、揭秘性、思辨性，沒被揭示過，它給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多種可能，不是唯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是一種表達方式，我們該怎么來表達？

　　和楊乃武與小白菜進行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都是借助于天子昭雪。沒有這個還不行。這是一種真理的標準，這是老百姓的一種堅韌。我是搞文藝的，歷史講的是歷史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我們是搞歷史應該的事，所以我們更多的是浪漫的有詩意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