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衛(wèi)兵破”四舊“過程中，林彪、陳伯達等人對于被列入”四舊“的文物字畫大肆掠奪。這無疑是對破”四舊“運動最大的諷刺。據(jù)北京文物管理處文物工作人員事后寫的揭發(fā)材料，林彪、葉群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077冊，筆134支，紙1451張，本159本，唱片1083張。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筆159支，紙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舊“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約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只18K金的法國懷表，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并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7元錢。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宮作”內(nèi)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jù)為么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范大學紅衛(wèi)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余名紅衛(wèi)兵來到曲阜，聯(lián)合曲阜師范學院紅衛(wèi)兵，發(fā)動無產(chǎn)階級貧下中農(nóng)貧下中農(nóng)聲討孔夫子，要砸爛孔墳。他們先請示了戚本禹又了陳伯達，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于是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shù)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連續(xù)兩天，數(shù)十萬人聚集曲阜，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向毛澤東去”致敬電“，”匯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0#39;萬世師表&0#39;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對于這個“致敬電”，毛澤東末予置詞。

　　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譚厚蘭率領紅衛(wèi)兵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聲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由于戚本禹稱贊掘孔子墳的譚厚蘭他們“造反造得很好”，掘墳風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著的，凡史籍中有記載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運。

　　“時髦”的改名浪潮

　　為了顯示“革命”，破“國舊”開始后，紅衛(wèi)兵在神話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運動早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wèi)兵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這天，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任窮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紅衛(wèi)兵袖章給毛澤東載在了左胳膊上。毛澤東問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澤東說：“是不是文質(zhì)彬彬的彬？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紛紛效仿，把所謂帶明”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的名字，例如什么”梅、蘭、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鋪、公交車站、單位名稱，都掀起了改名風潮。在北京，公共汽車站的站牌全被紅衛(wèi)兵涂上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舊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標語。同仁醫(yī)院被改成工農(nóng)兵醫(yī)院，協(xié)和醫(yī)院被改成了反帝醫(yī)院，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改為”援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