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陶瓷類文物。北京故宮有35萬件，一級品1100多件，二級品約5.6萬件，還有上世紀以來在全國110多個窯口所采集的3萬余片陶瓷標本。臺北故宮有25248件清宮舊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窯瓷器及明代官窯瓷器收藏均占優(yōu)勢，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絕大多數(shù)都藏在臺北故宮。但北京故宮的收藏數(shù)量是臺北故宮無法比擬的，特別是在新石器時代彩陶、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慶至宣統(tǒng)官窯瓷器、歷代民窯瓷器以及古陶瓷窯址標本、實物資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宮均占有明顯優(yōu)勢。北京故宮在歷代官窯瓷器收藏方面，無論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也都相當可觀，不容忽視。在古陶瓷收藏方面，兩岸故宮各有千秋。

　　三、青銅器方面。北京故宮藏歷代銅器1.5萬余件，其中先秦青銅器約1萬件，有銘文的1600余件，這三個數(shù)量均占中外傳世與出土數(shù)量總和的1/10以上，是國內(nèi)外收藏中國青銅器數(shù)量最多的博物館。另外有歷代貨幣1萬余枚、銅鏡4000面、印押1萬余件。臺北故宮收藏有5615件青銅器，先秦有銘文的約500件。兩岸故宮青銅器都以傳世品為主，臺北故宮藏品的總量和精品數(shù)量都較少，但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重器則十分有名。

　　四、工藝類藏品方面。北京故宮藏有玉器28461件，數(shù)量上多于臺北故宮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發(fā)掘出土的珍貴玉器數(shù)百件，其中安徽凌家灘遺址與六安楊公鄉(xiāng)戰(zhàn)國墓出土的一些玉器，為世所罕見，目前僅北京故宮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宮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萬斤，還有重量數(shù)千斤的幾件玉山，是臺北故宮所不能及的。漆器、琺瑯、玻璃、金銀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筆墨紙硯等“雜項”，臺北故宮總計7605件，北京故宮則有101355件。漆器總體上臺北故宮精品較少；金屬琺瑯器，兩岸所藏特點相近，但北京故宮的一些大型金屬琺瑯制品則是臺北故宮所沒有的；從臺北故宮出版的有關(guān)如意、文玩等出版物所選文物看，其工藝水平明顯遜于北京故宮藏品。另外，北京故宮還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臺北故宮無此收藏。

　　五、宮廷類文物收藏。北京故宮具極大優(yōu)勢，從代表皇權(quán)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無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璽“二十五寶”、鹵簿儀仗等為臺北故宮所無，帝后冠服也最為齊全；反映清代科技發(fā)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儀器、鐘表亦為北京故宮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視文玩鑒賞，其鑒賞所用的印章，絕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宮。清代皇家信仰多種宗教，以本民族傳統(tǒng)的薩滿教、道教與藏傳佛教為主。北京故宮收藏有大量薩滿教與藏傳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還完整地保存了宮廷中一些藏傳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狀。

　　六、圖書典籍方面。臺北故宮所藏版本時代早(宋、元、明版較多)、卷帙完整、書品好者居多，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宛委別藏》及部分“天祿琳瑯”藏書等，多是獨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當珍貴。北京故宮所存數(shù)量不多的宋元版書多已撥交國家圖書館，但現(xiàn)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種、數(shù)量眾多，包括內(nèi)府修書各館在編纂過程中產(chǎn)生的稿本，呈請皇帝御覽、待刻之書的定本，從未發(fā)刻的清代滿、蒙、漢文典籍，為便于皇帝閱覽或攜帶而重抄的各式書冊，以及為宮內(nèi)外殿堂陳設(shè)而特制的各種賞玩性書冊。此外還有翰林學(xué)士、詞臣自撰的未刊行書籍，各地藏書家進呈之書；一大批宮中戲本和檔案；帝后服飾和器物小樣、“樣式雷”建筑圖樣、輿圖等特藏文獻，等等，以上共約19.5萬冊(件)。另有20余萬塊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書版。這些構(gòu)成了北京故宮善本特藏的特色。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除了所存舊藏外，有近1/5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領(lǐng)導(dǎo)和各省市積極支持下征集、購買的散佚清宮文物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解放初期，國家就毅然花50多萬港幣從香港買回著名的“三希”中的兩希——《伯遠帖》和《中秋帖》。當時臺灣也想買，但經(jīng)費沒有落實，他們至今引為憾事。迄今為止，先后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宮捐獻文物。毛主席三次將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轉(zhuǎn)送故宮保存。張伯駒、朱翼庵、孫瀛洲等人的無私捐贈，彪炳千秋。新征集的文物，許多在價值上比清宮舊藏毫不遜色。這使故宮很快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歷代文化藝術(shù)的巨大寶庫，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中華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