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之死”的預言作為對古典藝術的反抗，是那些即將經歷或正在經歷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藝術家直面虛無而做的一次心靈的掙扎。從這個角度說，西方現代藝術的反理性、反規(guī)律、反傳統(tǒng)、反經典，是對摧毀了人的價值體系的罪惡戰(zhàn)爭的不滿情緒的徹底發(fā)泄。達達派藝術的領軍人物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就是用自己的藝術實踐宣布了“藝術之死”的藝術家之一。

　　1917年，杜尚將一個從商店買來的男用小便池起名為《泉》，并作為藝術品展出，成為現代藝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我看來，杜尚的《泉》之所以能夠引起那么大的轟動，其實并不取決于它本身的藝術價值，而在于它的否定性，它既是對傳統(tǒng)藝術的否定和終結，同時也否定了自身的物質存在方式，它注重的是自身的精神化特征。同時，它也實現了藝術對邏輯現實的“逆反”模仿。

　　《泉》也給世人帶來了一種看待人生的態(tài)度，一種反省世界的立場，體現了人類存在境遇的巨變以及由此而引發(fā)的人的審美觀念的巨變。在這一巨變的背后，潛隱的乃是人的意義危機。當藝術的本質與美的本質成為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人的存在意義成為了問題。在阿多諾看來，現代工業(yè)社會是一個強權統(tǒng)治的社會，雖然經過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這個社會的強權不像封建社會那樣表現為封建王權統(tǒng)治，但是，事實上這個社會處處都受到一種無形權力——“自然本性”(Natur)的控制和統(tǒng)治，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都具有追求物質利益的傾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服從于這個以自然本性為核心的社會組織。這樣，一方面，罩在人與人關系之上的那種傳統(tǒng)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已經蕩然無存，整個社會都面臨著由這種本性帶來的控制、壓迫和強制；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進步使現代社會的整體性或全能性的功能大大增強，它已經把人的個性抹殺殆盡，資產階級曾經追求的個性解放已經成為幻想。

　　這個世界是個異化的世界，異化既然給人帶來絕望，藝術就通過展現這個個異化的現實，從而達到對絕望的救治。現實使人失去了自我，世人稱為無，成為異己，成為影子，藝術則補償性的人們曾經擁有的東西，他表現為一種超時的“異樣事物”。

　　我們看到，在1919年，杜尚在巴黎買了一張達-芬奇《蒙娜麗莎》的印刷品，用鉛筆在蒙娜麗莎的臉上畫了兩撇胡子和一撮山羊須，便成了一件叫做《帶胡子的蒙娜麗莎》的藝術品。1939年，杜尚又繪制了一幅關于蒙娜麗莎的畫，實際上這幅畫，畫面上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套翹胡子加山羊須，于是，杜尚將之稱為《L.H.O.O.Q的翹胡子和山羊須》。 1965年，杜尚又買了一張《蒙娜麗莎》的印刷品。這次他沒有做任何處理，只是標了一個新的題目：《剃掉了胡子的蒙娜麗莎》。他不斷地否定，經過否定之否定，似乎又回到了起點。同時通過杜尚的畫作，我們看到，藝術總是追求異樣事物，追求這個異樣事物的就是藝術中的特殊審美事物，人們稱此特殊事物為藝術的精神內容。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異樣事物意味著那種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畫外之象，形外之神。用阿多諾自己的話說即是“那種琢磨不定的東西”——即“藝術的真實內容”。

　　杜尚自認為畢生最重要的一件藝術品是《大玻璃——被光棍們剝光衣服的新娘》，說它表現了人為機器、機器為人的荒誕感。在這里，杜尚并沒有像某些后現代藝術家那樣赤裸裸地展示人的肉體，而是在這種機械存在的生命中隱喻著人的荒誕的處境。正如他的《帶胡子的蒙娜麗莎》，主人公蒙娜麗莎并沒有給人一種肉欲之感，《大玻璃——被光棍們剝光衣服的新娘》同樣沒有給人提示某種與“性”或“暴力”相關的符號想象，而是把人引向一種存在之思。可以說，荒誕感與由此而引發(fā)的焦慮感，是現代藝術帶給人類的最后一個感受生命的深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