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陳滿申請國家賠償案在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舉行聽證會。此前，陳滿向海南省高院申請國家賠償966萬余元。當天，當事雙方?jīng)]有達成實質(zhì)性賠償意見。
1992年，四川男子陳滿卷入一場殺人案被判處死緩。今年2月1日被宣判無罪當庭釋放，共失去自由8437天，成為國內(nèi)已知服刑時間最長的蒙冤者（本報2月20日5版曾報道）。
近年來，伴隨著趙作海案、念斌案、呼格吉勒圖案等冤錯案件的出現(xiàn)，國家賠償?shù)淖h題不斷被提及。今年全國兩會，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工作報告中提到，去年共審結(jié)國家賠償案件5439件，決定賠償金額2.4億元。
4月4日，法律界相關人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現(xiàn)行的國家賠償制度仍存“一高一低、一寬一窄”的現(xiàn)象，即“申賠門檻高、賠償數(shù)額低、法官裁量權(quán)寬、賠償范圍窄”。
但他們亦表示，國家賠償法已實施21年，盡管面臨諸多現(xiàn)實困難，仍在個案推動中不斷走向完善。
精神損害賠償經(jīng)歷從無到有
在3月30日的聽證會上，當事雙方爭議點主要集中在陳滿提出的370萬余元誤工費、30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及100萬元申冤費上。
對于陳滿提出30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要求，海南省高院表示數(shù)額過高，并提出根據(jù)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金額，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
“規(guī)定中提到‘原則上’不能超過，說明并非不能‘突破’。”陳滿的代理律師王萬瓊對《工人日報》記者說：“與陳滿失去自由23年的代價相比，300萬元的數(shù)額并不算高。”
對此，海南省高院認為，人民法院的職能限制是被動司法，在相關法律修改之前，擅自突破沒有依據(jù)，目前只能按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來處理。
但王萬瓊認為，精神損害賠償時除了考慮依法性原則，還應該允許具體案件具體分析，進行綜合衡量。
實際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額度的“突破”，在呼格吉勒圖案中已有體現(xiàn)。呼格吉勒圖的父母最終獲得了國家賠償金205萬余元，其中精神撫慰金100萬元，不僅超過了《意見》中“35%”的上限，也創(chuàng)下了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賠償紀錄。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呼格吉勒圖被執(zhí)行死刑，給死者家屬造成的精神損害嚴重，100萬元的賠償確有必要。“高額賠償體現(xiàn)了國家賠償?shù)木葷腿宋年P懷，對于以后的國家賠償具有示范意義。”
現(xiàn)實中，國家賠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經(jīng)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賠償數(shù)額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模糊到細化的過程。具體到個案上，最典型的要數(shù)河南趙作海案。入獄11年的趙作海獲得了國家賠償及生活困難補助共計65萬元，其中并未提及精神損害撫慰金。而在2010年《國家賠償法》第一次修改后，將精神賠償納入其中，對救濟受害人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精神損害賠償從無到有，已經(jīng)是一種進步。”王萬瓊說。
賠償范圍能否承載公眾期望？
100萬元申冤費，是聽證會上另一個爭議點。王萬瓊認為，申冤費是實際過程產(chǎn)生的費用，國家應當予以賠償；但海南省高院提出，申冤費于法無據(jù)。
記者注意到，在此前的福建念斌案中，念斌也提出了8年申冤期間支付的交通費、住宿費、律師費、材料費以及自家房屋損毀等賠償請求，但同樣被認為不屬于國家賠償范圍，沒有被支持。
王萬瓊承認，現(xiàn)有《國家賠償法》確實沒有對申冤費作出規(guī)定，“但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
此外，雙方還對370余萬元的誤工費分歧較大。法官認為只有影響或喪失勞動能力后才賠償誤工費。但王萬瓊認為，陳滿被剝奪人身自由時，就已經(jīng)開辦了一家裝修公司并初具起色，其工資水平遠遠超過普通職工，這就意味著要考慮限制人身自由后實際減少的收入。
《國家賠償法》從1995年1月1日實施以來，已歷經(jīng)兩次修改。“但在賠償范圍、賠償標準等問題上，它與社會公眾的期望還存在差距。” 曾參與《國家賠償法》起草工作的馬懷德說，法學界也因此有了第三次修改該法的建議。
馬懷德認為，修改《國家賠償法》應堅持合理賠償原則和有利于受害人原則。他建議，合理的申冤費、律師費、房屋損毀費、房屋租金等已經(jīng)造成的間接損失，都可以考慮納入國家賠償?shù)姆秶４送猓�應擴大賠償種類范圍。
個案推動走向完善
與以往申請國家賠償?shù)陌讣兴煌氖牵悵M除了提出966余萬元的賠償申請，還附加提出了住房和社保問題。
“我認為住房、社保也應該寫進國家賠償法里面。”王萬瓊稱，住房、社保對陳滿來說是很現(xiàn)實的問題，海南省高院應和相關部門予以銜接解決。
王萬瓊說：“對于冤案的受害者來說，為其平反、賠償并不是終點，還應該考慮怎樣讓其更好地回歸社會。這一理念應該在國家賠償法中有所體現(xiàn)。”
聽證會上，陳滿也重申了這一期待：“作為蒙冤者，我們是弱勢群體中最弱勢的人。希望通過我的案件，社會各界能更加關注這個特殊群體，關注我們怎樣融入社會。”
記者注意到，最近的例子是念斌申請國家賠償案。對于念斌提出的傷殘賠償金請求，福州中院認為根據(jù)《國家賠償法》相關規(guī)定，此項賠償請求于法無據(jù)、不予支持。
而就在福建省高院維持福州中院決定的兩天后，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生效，有關傷殘賠償金的規(guī)定在該解釋中得以細化。
“相關司法解釋不斷出臺，法律的完善也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從趙作海案、念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到如今的陳滿案，我們希望國家賠償法能通過這些個案越來越完善。”馬懷德表示。
（本報北京4月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