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兩點，零下溫度里，楊思明(化名)坐在屋頂上，那個念頭再一次閃過：跳下去，跳下去。

　　被抑郁癥折磨的18年里，這個37歲的農(nóng)民“想死想了一萬次。”

　　村莊西南，是高樓林立的運城空港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騰了18年。

　　長期躁郁的石浩(化名)行動遲緩，在第30幾次相親的咖啡廳里，他輕聲細氣地跟面前的女孩說：你-喝-什-么？像個樹懶。一句話就暴露了。“分開”，對方拉黑了他。

　　劉穎(化名)在同學面前一直“很開朗”，她梳麻花辮，背雙肩包，笑聲歡快。

　　只有夜晚她逃不過。在北京一所大學的宿舍里，實在熬不住的時候，她張開雙手哀求，抱抱我。室友嚇退了兩步，問她：你是不有病？

　　患病的4年里，她休學兩次，單是進出北醫(yī)六院就超過40次。

　　被抑郁癥籠罩的患者無所遁形，無論是在家庭、學校、工作單位，還是生活的村莊和社區(qū)，他們用盡全身力氣想走出抑郁，但一次次突圍，往往又被打回原形。

　　他們得了叫抑郁癥的病，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完整的生化過程，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樣生活，有自殺傾向。據(jù)公開資料，中國抑郁癥患者或抑郁傾向者達9000萬，平均15位中國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或有抑郁傾向。

　　“想死一萬次”

　　18年，磨盡了楊思明的盼頭。

　　中學時代的他，成績穩(wěn)居班里前十，楊思明想著有一天能去城里生活，不再像父輩一樣靠天吃飯。

　　高二開始，沒有來由的，他變得沉默，一天說幾句話，一只手都能數(shù)得出。成績一次次下滑。

　　夜深，室友鼾聲起，楊思明在上鋪憋得難受，他跳下床，跑到廁所里，一個人喘著長氣低吼。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沒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覺得楊思明越來越不愛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學時，班主任捶著他的胸口說“你這小子就不好好學。”

　　回到村里，楊思明的狀態(tài)仍不見好轉(zhuǎn)。

　　“年紀輕輕的就在村里扛個鋤頭，能干啥，別人小瞧你。”楊思明想掙脫農(nóng)民的身份，他去運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磚工。

　　“到干活兒的時候沒勁兒，做不了。晚上是怎么都睡不著，快憋瘋了。”最終，他因抑郁重回村莊。

　　醫(yī)學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中，掌管情緒、意志、欲望、情感的相關(guān)神經(jīng)元活動不平衡。簡單地說，健康人大腦中幫助我們產(chǎn)生愉快、積極情緒的物質(zhì)，抑郁癥患者都無法得到。

　　2005年楊思明在村里結(jié)婚生子，認了農(nóng)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當成家里的頂梁柱，可因時不時看病住院，十畝地依然要靠61歲的父母種。

　　抑郁嚴重的時候，楊思明覺得自己要被掰成了兩半。“那種痛苦我說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

　　無數(shù)次，他想到死，他琢磨過在屋后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頂，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殘疾，拖累家人。

　　“我真的想死了一萬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楊思明說自己剩下的只有一個字——熬。

　　一度，微信里和他聊天的人，都叫他“塵埃哥”，這是他給自己起的名字。“塵埃就是隨風飄，落進土里。”

　　“累贅”

　　父親已經(jīng)被石浩“折磨”得麻木了。

　　2007年，在湖北襄樊做義務(wù)兵的石浩遭遇女友分手，之后不久，他在部隊里瘋狂打砸發(fā)泄。

　　戰(zhàn)友們將他送到醫(yī)院，他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癥。

　　父母從北京趕去湖北軍隊醫(yī)院照料石浩。兩周后，母親在返回家中不久，心臟病突發(fā)離世。

　　時隔一月，父親再次到醫(yī)院探望石浩時，才將這一消息告訴了他。石浩趴在父親的雙腿上痛哭，直到現(xiàn)在，他都覺得是自己的病刺激到了母親。

　　沒了母親，他與父親相依為命，回家后，父親托了人，將他介紹去電視臺做合同工。只是他和父親誰都沒料到，回家并不是苦澀的結(jié)束。

　　一開始他挺安靜，突然的一天，因為記著還出門卡卻等不到門衛(wèi)，石浩爆發(fā)了，門衛(wèi)報警，他被送到了醫(yī)院，也失去了工作。

　　出院后，他又找工作，去年9月，他陪親屬去醫(yī)院看病，躁郁癥復發(fā)，就在醫(yī)院里，他砸了自己的兩個手機，和趕來的警察對峙。

　　這已是生活常態(tài)，每隔一段時間，他病情反復，父親都要去派出所或醫(yī)院接回他。

　　為了抑制躁郁癥反復發(fā)作，他服了大量藥物抑制躁狂，藥物的副作用讓他肌肉僵硬、行動遲緩、目光呆滯，因為服藥過量，他的癥狀又偏向抑郁癥。

　　在物業(yè)做電工的父親不知道該怎么和他聊天，也不會探討他抑郁后的心情。

　　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電視機發(fā)出聲音。

　　他覺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贅，他懷念過去，那個從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國農(nóng)大畢業(yè)的少年，那時他參加大大小小的數(shù)學競賽，獲了不少獎項。他懷念學生時期，智商是144+的時候。

　　可這時，餐桌上，他提起茶壺倒水，手抖得拿不穩(wěn)，水灑出了杯子。

　　“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很多家庭對待抑郁癥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2月中旬，北京安定醫(yī)院，一名主任醫(yī)師提到。

　　劉穎父母離異，父親常年忙于生意，自小，她的爺爺奶奶負責照顧起居。

　　“我爸在物質(zhì)上沒有少過我的，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兒，有一段時間都想不起來他長什么樣。”家庭父母角色的缺失，讓劉穎在家和在外是兩個樣子。在外她呼朋引伴，樂觀開朗，可回到家里卻變得沉默寡言，極少開口。

　　這個土生土長的北京女孩，曾希望大學時代快點兒到來。

　　但在她就讀的那所知名大學里，她的精神狀態(tài)每況愈下，“太壓抑了，簡直就是高三復讀班加強版。”

　　繁難的課業(yè)、實驗將她的時間排得滿滿當當，回到宿舍，舍友少有交流，都在挑燈夜讀。她喘不過氣來，有時課上，她拿本心理學的書籍看，會被同學投來異樣眼光。

　　她睡不著覺，有時徹夜翻看心理學的書和帖子，但都沒能給自己的痛苦找出答案，一天夜里，她請求回到宿舍的室友抱抱她，并試著問“你覺得我正常嗎？我是不是有問題？”

　　這個舉動嚇壞了室友，她們覺得她“想太多、不正常”。

　　她想了很多緩解情緒的法子，家境優(yōu)越的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學，卻不見好轉(zhuǎn)。

　　2012年冬天，大一第一個學期結(jié)束，劉穎強烈要求父親帶她去看醫(yī)生，經(jīng)安貞醫(yī)院檢查后，她被確診為重度抑郁癥。

　　她買回了大量的安眠藥，甚至想過用圍巾勒死自己。

　　劉穎的自殺行為，是重度抑郁癥典型的反應(yīng)。中華醫(yī)學會《精神醫(yī)學新進展》提供的數(shù)據(jù)表明，10%-15%的抑郁癥患者都會選擇自殺死亡。

　　她的父親慌了手腳，整整四個月，以往見不到人的父親每天都會專門安排看病行程，每天都排得滿滿當當，帶著她去了北京所有有精神科的醫(yī)院。

　　做心理測試，中醫(yī)號脈，做腦部針灸，甚至領(lǐng)著劉穎去河北農(nóng)村找大媽看手相、請風水師到家里測風水，將所有家具擺設(shè)全換了，重新粉刷了墻壁，托熟人請了大師在黃布上寫字，用朱砂畫符，嚴令女兒隨身攜帶。

　　除此之外，她一天要吃數(shù)十粒西藥，再喝中藥。

　　但劉穎的情形時好時壞，回到學校就有復發(fā)傾向。

　　目前，她已休學2次，前后出入北醫(yī)六院不下40次。

　　戒不掉的催眠

　　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楊思明一直以為，自己是神經(jīng)衰弱，伴隨著失眠、頭痛。

　　他找了周邊十幾家診所看病開藥，甚至從幾十公里外的侯馬市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藥。看到電視里播的廣告，他就買回健腦片每天吃。

　　“對于抑郁癥，多數(shù)人的認識還非常膚淺。”北京安定醫(yī)院精神科主任醫(yī)師姜濤介紹，目前全國有超過9000萬人患抑郁癥或有抑郁傾向。目前全國地市級以上醫(yī)院對抑郁癥的識別率不到20%，換言之，即80%的患者被誤診或漏診，在現(xiàn)有的抑郁癥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關(guān)藥物治療。

　　直到2003年，快被熬瘋的他到北京掛了專家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癥。

　　曬在地上的柿子黑爛了，楊思明的母親一點點撿起，殘汁沾到了手上。

　　抑郁癥、心理治療，這些詞從這輩子沒去過省城的母親口中說出，有另一番沉重。

　　直至今日，說起兒子的病，母親的回憶仍是“好好的學就不上了”。關(guān)于抑郁癥，她只知道是種必須花錢去治的病，她會和鄰居家老年癡呆的病混起來說。

　　楊思明的妻子這么多年也沒搞清楚丈夫的病，這個農(nóng)婦是結(jié)婚后才知道他有病。

　　她只想好好過日子。村里比誰家房子蓋得高，她就借了13萬元蓋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門。

　　她想，蓋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許就好了。結(jié)果，房子蓋起了，楊思明的病還沒好。

　　她又想，生個兒子就好了。現(xiàn)在，兒子出生快2年了，病還沒好。

　　楊思明覺得一切都無從疏解，于他而言，抑郁的痛苦難以言喻，“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人，不會懂”。

　　“我不知道這是個啥病，他說我不懂，那我就是不懂嘛。”妻子委屈得哭了。她放下手里的活，陪他四處看病。

　　為了治療抑郁癥，他借了700元錢坐一天一夜的硬座到北京看病，錢僅夠回家的路費，他拿著北京開出的藥單在運城買，卻沒有買到。

　　他想要去做心理咨詢，運城市里一小時500元的價格讓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續(xù)。而同樣性質(zhì)的咨詢，北京私人專家一小時300-400元，安定醫(yī)院醫(yī)保范圍內(nèi)20分鐘只需20元。

　　生活層層重擔下，楊思明一個月仍需花600-700元的藥錢，去太原看一次病，他花去了7000多元。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有鎮(zhèn)靜催眠的作用，長期服用有依賴性)，長達8年。直到2012年才被運城市中心醫(yī)院告知不該大劑量服用，可他已經(jīng)戒不掉了。

　　“你腦袋被驢踢了吧！”

　　每個抑郁癥患者都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卻常常被外界的猜測打回原形。

　　石浩居住的小區(qū)里，沒有人知道他得了抑郁癥，他與父親都極力回避，有時，他們會繞開鄰里之間的閑談。

　　楊思明走在田間的土路上，向迎面而來的村民介紹記者時說，這是“網(wǎng)上認識的朋友”。

　　村里人隱約覺著楊思明不對勁兒，發(fā)小從街上迎面而過，他的話都憋到了嘴邊，卻迸不出一句招呼。

　　通往村子的路顛簸蕩塵，但村子里不少人家年入十幾萬，開著私家車。本不閉塞的村莊，對精神類疾病卻談之色變。

　　楊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條山山腳下。仰賴著黃土地，舉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規(guī)模經(jīng)營。

　　他最羨慕的是別人能順暢打牌，這是村里最常見的消遣方式。得病后，他明顯感覺到思維遲鈍，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將，他不敢去。

　　有時他強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頂好的牌，被他打爛，嘴快的同村人脫口而出，“你腦袋被驢踢了吧！”

　　事實上，在過去的18年里，經(jīng)歷過一次治療，楊思明都會覺得自己“好了”，但沒隔幾天，他又背著行囊從運城的工地溜回村莊。

　　楊思明習慣把摩托車油加滿，加足馬力，在去運城的柏油馬路上，漫無目的地疾馳。風吹打著頭發(fā)，他有一瞬覺得，所有煩惱都被帶走了。

　　過年，石浩被催婚了。家里81歲的奶奶盼著孫子能趕快結(jié)婚，畢竟已經(jīng)30出頭。石浩曾花1萬多元錢，在婚戀網(wǎng)站上找對象。半年的時間，見了30多個，大多數(shù)情況是姑娘看不上他。

　　3年前，他養(yǎng)了一只折耳貓，成為他最親密的陪伴。更多時候，他會一個人坐在家里，對著貓說話。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個小時，即使毫無睡意，也會慢慢挨過。

　　劉穎仍記得她幼年時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湊巧砸下，然后生命結(jié)束。到現(xiàn)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殺，“命是我自己決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

　　日暮，楊思明結(jié)束了一天的農(nóng)活，坐在大棚上，抬眼看著夕陽西垂，一語不發(fā)。

　　地頭里，他用手機放著他最喜歡的歌——《穩(wěn)穩(wěn)的幸福》。“我要穩(wěn)穩(wěn)的幸福，能抵擋末日的殘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個歸宿……”

　　“穩(wěn)穩(wěn)的幸福太難了”，他說。

　　A08-A09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佳慧 趙力 實習生楊書源

　　A08-A09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A06-A09版統(tǒng)籌/劉澤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