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上、紀律上、道德上、文化上建立健全汽車社會的規(guī)則,使得汽車社會良性運行

　　關注理由

　　重大案件總在不經(jīng)意間發(fā)生。快餐式的閱讀后,案件又會不經(jīng)意間從你腦海消逝。其實,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報》案件版都會推出“案件特稿”欄目,為你解讀上周重大案件,體會其中法理情。

　　上周,備受關注的深圳機場“3·1”較大道路交通事故調(diào)查結果公布,經(jīng)調(diào)查認定:這起事故是一起由于粵BA495Q號小型轎車駕駛員楊明晰駕駛機動車超速行駛且操作不當,機場集團及政府有關部門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非生產(chǎn)經(jīng)營性道路交通安全責任事故。

　　超速行駛、醉駕、毒駕……近年來,因危險駕駛引發(fā)的交通事故時有發(fā)生,每次事故又必然帶來較大人員傷亡。然而,法律的嚴懲、生命的代價似乎并沒有將一些人從危險駕駛的“快感”中敲醒。我們不禁要問,在日趨龐大的汽車社會,汽車文明為何仍那么遙遠?

　　□　本報記者　廉穎婷

　　在一條限速每小時50公里的道路上,24歲的楊明晰以每小時97.8公里的速度駕車行駛,最終釀成慘烈的交通事故。當楊明晰駕駛的粵BA495Q號小型轎車開始碰撞人體時,速度約每小時74.5公里。這起發(fā)生在深圳機場的“3·1”較大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24人受傷。

　　據(jù)事故調(diào)查組的調(diào)查結果認定:深圳市“3·1”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由于粵BA495Q號小型轎車駕駛員楊明晰駕駛機動車超速行駛且操作不當,機場集團及政府有關部門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非生產(chǎn)經(jīng)營性道路交通安全責任事故。

　　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64億輛,其中汽車1.54億輛；機動車駕駛人突破3億人,其中汽車駕駛人超過2.46億人。與快速的汽車化進程相比,我國汽車文化的積淀和汽車文明的養(yǎng)成尚不匹配,交通違法和交通陋習普遍,駕駛人安全文明素質(zhì)亟待提高。

　　違法駕駛

　　每年6萬人死于交通事故

　　3月1日15時33分,深圳機場T3航站樓領航高架橋上,24歲的楊明晰駕駛粵BA495Q號小型轎車超速行駛。最終,在車輛行駛至龍門架路段時,因操作不當,車身與水泥防護欄發(fā)生刮碰,車輛失控后碰撞在右側水泥防護欄旁駐足的人群,導致車輛部分損壞,9人死亡24人受傷。

　　經(jīng)鑒定,楊明晰無涉酒涉毒情況,血液中未檢出酒精、甲基苯丙胺(冰毒)、苯丙胺、MDMA(搖頭丸)、MDA、氯胺酮(K粉)、單乙酰嗎啡、嗎啡、可代因。

　　那么,在限速每小時50公里的路段上,卻以每小時97.8公里的速度行駛,楊明晰為何要開得這么快?

　　盡管這個問題揮之不去,但我們已經(jīng)永遠無法得知答案。事故發(fā)生后,楊明晰墜落至高架橋橋下地面,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

　　撇開相關管理問題,在這起事故中,罪魁禍首是超速行駛。

　　公安部交管局曾總結了七類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chǎn)安全的駕駛行為,其中超速行駛排在首位,其他六類為:超載、酒駕、毒駕、闖紅燈、占用應急車道、不禮讓斑馬線。

　　從近年查處情況看,這七類違法行為占所有交通違法行為總量近四分之一,超速排在首位,是“馬路第一殺手”；超載、占用應急車道常見多發(fā),毒駕已成為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的新問題。

　　從危害程度看,超速、超載、酒駕、闖紅燈導致的交通事故量大、惡性程度高；占用應急車道危害群眾公共利益；不禮讓斑馬線妨礙行人通行權利,直接危及行人生命安全。

　　據(jù)公安部統(tǒng)計,2013年以來,因機動車不禮讓斑馬線導致道路交通事故4907起,造成1145人死亡、4487人受傷,其中私用車、貨運、出租客運車輛不禮讓斑馬線導致事故最多,分別占全部車輛事故的72.6%、9.9%和7.7%。在我國,每天有2.6人死于闖紅燈。

　　為適應汽車化進程的新形勢、新變化,公安部發(fā)布了“史上最嚴交規(guī)”123號令,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實施。

　　重典治理的結果是,近兩年,因超速導致的事故起數(shù)、死亡人數(shù)分別下降34.9%、35.9%；因酒駕、醉駕導致的交通事故起數(shù)、死亡人數(shù)分別下降25%、39.3%。

　　2014年12月2日,“全國交通安全日”,主題就是“抵制七類違法,安全文明出行”。

　　盡管交管部門將七類違法行為的危害、代價廣而告之,盡管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倡導安全文明出行,但是,在道路上,違法行駛、不文明駕駛的行為一再上演。

　　2014年8月17日晚,在江蘇啟揚高速公路上,一名男子因為導航儀發(fā)生故障開錯方向后,竟然直接掉頭沿著緊急停靠車道逆向行駛,被正在高速上巡邏的民警當場查獲。

　　2014年9月7日,一輛行駛中的黃色小車突然在滬寧高速主線的一車道內(nèi)停車,緊隨之后的5輛汽車緊急變更車道,躲過了違停的黃色小車。然而,后來的一些車輛就沒有這么走運,連續(xù)發(fā)生多車追尾。追尾事故發(fā)生后,這輛黃色小車離開了事發(fā)現(xiàn)場。

　　事發(fā)10分鐘后,這輛引發(fā)多車追尾的黃色小車被警方查獲。黃色小車的司機告訴警方:他在高速公路上停車的原因居然是看路牌。

　　一組來自公安部的數(shù)據(jù)再次凸顯我國“交通安全之痛”:我國每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由1996年的歷史最高點80起,降至2013年的歷史最低點16起,但是,每年依然大約有6萬人死于交通事故,20多萬人在事故中受傷。在死亡交通事故中,90%以上是因駕駛人交通違法行為導致。

　　“路怒癥”

　　司機憤怒情緒引極端事件

　　頻頻出現(xiàn)的交通違法行為,成為我國汽車社會發(fā)展的痛點,甚至給汽車社會進程帶來尷尬。

　　2009年,中國汽車業(yè)產(chǎn)銷量突破千萬輛,中國成為全球汽車業(yè)的重心。這一年也被認定是中國汽車社會元年。

　　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64億輛,其中汽車1.54億輛；機動車駕駛人突破3億人,其中汽車駕駛人超過2.46億人。駕駛人數(shù)量位居世界第一,汽車數(shù)量僅次于美國,居第二位。

　　然而,與快速的汽車化進程相比,我國汽車文明似乎還處于蹣跚學步的階段——道路上,不僅有直接違反法律的駕駛行為,還有挑戰(zhàn)社會道德底線的不文明駕駛,其中的代表,就是“路怒癥”。

　　“路怒癥”,這個說法源于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路怒　(road　rage)一詞被收入新版牛津詞語大辭典,用來形容在交通阻塞情況下開車壓力與挫折所導致的憤怒情緒。

　　一般而言,“路怒癥”的表現(xiàn)都比較極端。

　　2007年10月,在俄羅斯莫斯科,一名司機因為嫌過斑馬線的行人步子太慢,并且對他的喊叫不加理睬,便異常憤怒地掏出手槍,一下放倒了3名行人。“路怒癥”開始受到關注。

　　2008年4月28日19時,在江蘇省宿遷市宿邳公路,一輛黑色轎車撞死一名男童并造成一名成年人重傷后,瘋狂逃竄。開車的男子馬某被抓后,在自責速度過快造成悲劇的同時,竟然怪罪家長沒有管好孩子,聲稱是“給橫穿馬路的人提個醒”。這也被認為是“路怒癥”的極端表現(xià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交通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徐向陽認為,從世界范圍看,汽車文明是一個綜合的價值體系,除了人們經(jīng)常提及的行車文明外,還包括買車文明、用車文明以及實現(xiàn)高效有序的交通管理、公平合理的路權分配、推己及人的文明意識、克制謙讓的駕車習慣等內(nèi)容。

　　很顯然,作為駕駛人數(shù)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國家,我國的汽車文明實在讓人汗顏。

　　浮躁心態(tài)

　　交通違法背后的“社會病”

　　2015年5月3日下午,一段35秒視頻在網(wǎng)上瘋傳:在四川省成都市嬌子立交處,一名男司機將一女司機逼停后當街毆打。

　　從警方提供的一份行車記錄視頻中可以看到,在毆打行為發(fā)生前,被打女司機曾兩次突然變道險釀交通事故。

　　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盡管衍生出了不少可供討論的話題,但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違法駕駛、不文明駕駛。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的2012-2013年度《中國汽車社會藍皮書》指出,交通違法行為之所以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路權不明晰。

　　這份藍皮書認為,路權意識的缺失是造成交通秩序混亂的根源。交通法規(guī)沒有能夠強化人們的路權意識。在大家都搶行的情況下禮讓,就會寸步難行,長期下去就沒有人堅持尊重別人的路權。

　　對于這一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交管系教授丁立民說的更為直接:“不能因為客觀因素和人無止境的需求而忽視安全意識。”

　　“什么是安全意識?從交通來說,就是高度注意的義務。”丁立民說,所謂高度注意,形象地說,就是大貨車司機要注意到自己車輛的特殊性,在遇到小型車輛時減速慢行；機動車在看到行人時,主動慢行。然而,現(xiàn)在很多交通參與者沒有認識到自己應盡這種高度注意的義務,而是普遍存在一種僥幸心理,行人認為機動車會減速,機動車認為行人會主動避讓。

　　丁立民認為,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交通參與者的規(guī)則意識不強。對交通參與者來說,相對于單位、家庭而言,馬路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協(xié)調(diào)各方的關系只能依靠規(guī)則、依靠法律。但是,目前很多交通參與者的法治意識不強,缺乏對法律的敬畏,導致各行其是的局面出現(xiàn)。

　　“不遵守交通信號、不安全文明出行這種‘交通癥’的背后,其實是一種‘社會病’,反映了一種社會心態(tài)——浮躁,希望在最短的時間里獲利。這種心態(tài)反映在交通行為上,就是行人闖紅燈、機動車司機隨意超車、超速行駛等。從社會面上來說,普遍缺乏一種注重安全的意識與平和的心態(tài)。”丁立民說。

　　罰或不罰

　　怎樣才能守法文明駕駛

　　今年7月9日,浙江省溫州市交警推出了“微信駕駛員學習減分處理平臺”。也就是說,駕駛員因交通違法行為被扣分,只要在這個處理平臺上答題,拿到的分數(shù)可以抵扣交通違法扣的分。

　　對于這一作法的效果,見仁見智。諸多評論最后都落到一點:要想讓機動車駕駛人守法駕駛、文明駕駛,是靠“罰”還是靠其他路徑?

　　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的觀點是,加大處罰可能會在短期內(nèi)取得效果,但不是一個治本的方法,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罰不責眾”,這種觀念一直存在于群眾的頭腦中。所以,罰并不是最好的辦法。

　　丁立民亦認為,罰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有時候甚至還會起到反作用。

　　為什么這么說?現(xiàn)在的交通管理已經(jīng)使用了很多技術手段,比如通過電子眼拍下違法行為,繼而進行處罰。但是,這種方式也會給交通參與者一種思維——因為害怕電子眼才不違法,如果沒有電子眼,就可以隨意行駛。也就是說,在處罰的模式下,交通參與者是因為擔心受罰才遵守規(guī)則,而不是從內(nèi)心、從意識上要求自己遵守規(guī)則、遵守法律。

　　一個讓人感到安全、高效、文明的汽車社會,除了嚴格的法律保障,還需要以每一個行車人的文明素養(yǎng)為根本,以此構建一個安全文明守法的汽車文明體系。

　　丁立民認為,構建汽車文明體系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宏觀的,即從問題根源入手,解決社會心態(tài)浮躁問題,確立一種和諧的價值取向；另一種則是從孩子抓起,通過學校教育,培養(yǎng)孩子的交通安全意識、法治意識,讓孩子從小就知道遵守規(guī)則的重要。

　　“從孩子抓起有兩方面的好處:從現(xiàn)在來看,通過孩子影響家長,如果家長不遵守交通信號、不安全文明出行,孩子對家長的‘教育’效果可能會更好；從長遠來看,孩子是未來社會的主體,他們的安全意識增強了,未來的社會也必然會安全。”丁立民說。

　　社科院的藍皮書則建議,應通過有效的途徑,從法律上、紀律上、道德上、文化上建立健全汽車社會的規(guī)則,使得汽車社會良性運行。以明確路權、保障路權為突破口,通過法律、教育等手段強化民眾的路權意識,懲罰侵權行為,不斷提高全社會的汽車文明程度。